游历生涯
　　少年时代的晁补之随父亲游官四方，曾一度寓居洛阳。治平元年（1084），他十二岁时，从父仕会稽（今浙江绍兴），过曹娥江，游上虞观海。此后一直在江南各地，历览胜览，开拓了胸襟眼界。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冬，苏轼通判杭州，时晁补之正待父杭之新城，以久慕轼大名，乃往拜谒。乃听到苏轼议论，遂退而撰《七述》，备述钱塘山川风物之秀丽。苏轼读后大为赞叹，“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这是二人订交之始，此后直贯终生，对晁补之影响极深远。熙宁八年，晁端友病卒京师昭得坊，官终著作佐郎。补之因家贫，竟不能以时葬，引为终身憾事。这年他才二十三岁，即奉母归巨野故里，耕读度日，常常为衣食困窘叹息。这一段艰苦岁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痕迹。

官场生涯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晁补之27岁时“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后调澶州司户参军，改充北京国子监教授，才步入坎坷的仕官生涯。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哲宗即位，高太后执政，旧党得主国是。晁补之被召试京师，除太学正。不久，又以执政李清臣荐堪馆阁，经考试后，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
　　时苏轼任翰林学士，黄庭坚、张耒等俱供职馆阁，他们诗酒酬唱，度过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不过，晁补之虽居官京师，却因生性清孤耿介，不事干谒，一直未能摆脱穷苦的困扰。元祐五年，他终因校书郎官奉微薄，不足赡养，乃乞补外官，得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两年后又被召还朝，除秘书省著作佐郎。时期朝政动荡，哲宗亲政，元祐末，绍圣初宋王朝政局大变，用章敦为相、倡绍述之说，新党复起，乃尽逐元祐相臣。晁补之亦受累离开京师，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出知济州（今山东济南）。
　　以后，章惇又兴史祸，晁补之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遂于绍圣二年，敕降通判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到贬所不久，又以岳父杜纯弟杜纮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为避亲嫌，改差通判亳州（今安徽亳州）。朝廷纷争倾轧继续激烈。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党讫起，再治元祐旧臣。晁补之亦在籍中，被贬监处、信二州（今浙江丽水）盐酒税，乃匆匆赶赴贬所。不料行到丹阳途中，母杨氏夫人病殁，即奉灵柩还乡，服丧家居。到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因嫌巨野地势低洼土地贫薄，便迁居金乡（今山东金乡县）城东。次年夏服除，改监信州（今江西上饶）盐酒税。
　　一年后，政局又起变化，由于哲宗病逝，徽宗即位，皇太后听政，复用元祐党人。晁补之得遇赦，被召为著作佐郎还京师。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授尚书礼部员外郎、哲宗实录院检讨官、神宗国史编修官。他都再三上表辞谢而求外任，不许，只得改除吏部郎中。七月间，苏轼的病逝，使他悲痛深钜，一腔真挚情意尽数倾注到《祭端明苏公文》中。
　　然而，政局变幻难测。向太后去世，徽宗又绍述熙宁、元丰，改元崇宁，党论复起。元祐诸贤与司马光、苏轼等，被控为“奸党”，晁补之亦在其中，为谏官管师仁所论，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修河桥以便民，民画祠其像。但任职才数月，又改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市）。朝廷局势却急剧变化，再穷治元祐及元符末旧臣。补之遂于秋日离任，由吏部改授密州，又改果州，然皆不许。
　　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九月，宰相蔡京籍司马光、苏轼等一百二十人罪状，谓之奸党，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皆在其中。补之乃管勾江州太平观，退返金乡家园闲处，是年已过五十，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废黜生涯。由于他一生仁途坎坷，屡遭贬谪，多处漂泊，对宦海生活感受尤深，所以他归隐乡里后，“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诗、词、文各体俱备，多方面表现出他的生活和复杂矛盾的心绪，取得较大成绩。到大观二年（公元1180年），政局渐有缓和，补之先是改提西京崇福宫，又改提举南京鸿庆宫。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党籍”事消，补之诣吏部侯调，得起知达州，未赴，寻改知泗州。至官无几，便于是年中秋日病卒于泗州官舍，终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