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宋濂
　　方孝孺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翰林学士（正五品）宋濂，历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从九品1392-1398年），翰林侍讲（正六品1398-1399年），侍讲学士（从五品，1399-1400年），直至按照《周礼》更定官制，将侍讲学士和侍读学士（皆为从五品）合并为文学博士，并升任文学博士（正五品，1400-1402年）。建文年间（1399-1402年）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
　　幼聪慧，6岁能诗，人奇其才。呼为“小韩子”15岁随父兄北上济宁，励志攻读。及长，承学于宋濂，深受器重。洪武十五年（1382年），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起荐方孝孺，应征至京，在奉天门奉旨作《灵芝》、《甘露》二诗，甚合上意。赐宴时，太祖朱元璋有意使人欹斜几具，试其为人，方孝孺正之而后坐。朱喜其举止端庄，学问渊博，有期待日后辅佐子孙之意，厚礼遣回乡。由于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先德化而后政刑；而太祖则主张以猛治国，运用严刑峻法控制官民，所以他没有对方孝孺加以重用。[2]此后十年，居家读书写作，著《周易考次》《宋吏要言》等篇。31岁时，仇家于叔争讼，词连孝孺，官府籍其家，械押至京问罪。朱元璋见孝孺名，特名释放，洪武二十五年，再次受荐，授汉中府学教授，深为蜀献王赏识，聘为世子师。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建文帝）继位，召孝孺入京，任翰林侍讲学士，次年，值文渊阁，尊师以礼，帝读书有疑，即召讲解。凡国家大事，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时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孝孺任副总裁。后调文学博士，奉命与董伦、高逊志等主持京考。

被杀争议
　　明初靖难之变中的方孝孺之死，是论史者绕不开的一个沉重话题。对方孝孺的评说日见分歧，一种观点是秉承前说，将方孝孺定位为忠节奇儒，而另一种新出的说法却将其称作愚忠的典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方孝孺之死的真正意义。
　　建文帝即位后，着手削藩，方孝孺积极参与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题中之意，此事上关皇位大统，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统，破坏的是立嗣以嫡以长的成宪，用今天的术语而言，就是破坏了宪法。方孝孺在燕王攻破南京城后，以不奉诏而身死，我以为这决不是殉于一家一姓，更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身死于削藩，在中国历史上，方孝孺不是第一个，其前有西汉文帝时的晁错，在其同时有黄子澄、齐泰等人，方孝孺之所以更为出名，一是因为方孝孺案株连人数之多(达873人)，二是因为方孝孺文名之盛。至于方孝孺在削藩一事上的失误，当然也是明显的，此节已被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论定为帝暗臣疏，在此也无妨提及，在此前（帝甫即位，当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号之日），高巍已上言，削藩宜用贾谊分建诸侯之说和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方孝孺作为建文帝倚信的大臣，却未能使建文帝听服高巍的建言，而其后遂有燕王靖难之祸。

以身护法
　　言及君主制度，皇帝作为一种存在，在更大的意义上只是一种名气，一种象征。真正有效地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乃是文官集团，乃是皇帝在“天子”名义下统率的文官集团。我们不能把皇帝的权力和权威视作无限制的大，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权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亦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利，不可以专制二字抹杀之。美籍学者何炳棣曾花费数年时间，搜集了上万份明代监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履历表，统计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由科举取士所形成的文官集团，其成员不仅经常变动，而且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亦即并没有形成垄断统治权的文官贵族集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生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至于有的论者说，中国自宋代以后无史，循环而已。这也正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文官制度的成熟完备及其与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配套适应。靖难之变中还有一处历史细节，当南京城破后，燕王朱棣(成祖)对方孝孺说:“先生毋自苦，予欲效周公辅成王耳。”作为文官集团代表的方孝孺质问朱棣:“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至此，朱棣已理屈词穷，然朱棣能以马上得天下，终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能以非法手段取之，但不得以非法手段治之，这也正是方孝孺以身护法的意义和效果，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至此，我想到了治史的两种方法，即显微镜目光和望远镜目光，亦即分析与综合手法，上述何炳棣先生分析文官集团成分的构成是分析手法(显微镜目光)的典型例子。而后者，综合手法(望远镜目光)即是说: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制度要放在大的历史框架内，较长的历史阶段去考量，方可明了其真正意义，有以对其正确定位。“叙事不妨细致，而结论则要看远不顾近”，这便是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由此而言，我们将某种似是而非的荣誉或责任推加到某个历史人物身上，即便这个人是皇帝，而对事件、制度背后深层的地理、经济原因(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耕文明)视而不见，是于事无补的。
　　当我们冷静、客观地面对历史时，我们应当作出这样的评说: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气节，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方孝孺为人不免空疏迂阔，但决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盖的。

克勤之子
　　官历文学博士，子希直。娶郑氏，诰授夫人。同治癸亥，旨准崇祀文庙。妣生于元至正十九年九月初九日申时。建文四年殉难，葬南京聚宝门外雨花台有碑。幸苍天不泯忠，不乏嗣，子彦祥年九岁，蒙金陵魏司寇效程婴故事，隐居兴国州鸿滨桥，生三子，省一。省二。省三，省一居兴国州守先人墓，省二。省三迁湖北罗田县石桥铺，见山水秀丽，肇基兹土而有家焉。迄今二十余世，人丁蕃衍，星罗棋布，丁男日盛，南北纵横五十余里，可谓义城望族。省三复迁回林家冲原籍。迁罗第一世省二公任六安州牧，擢江南粮储道。子四人：宗甫。衡甫。权甫。宪甫。宗甫长子维邦。维谷居方家山，（宪甫居匡家冲另谱）。维魁生添瑀祖，瑀生四子。长应松生三子：长曰钅录，开荣张户；次曰铅，开启先户。省二户。璟瑄 户；三曰钅鼎，开官武户。应株开均仲户。愿后嗣毋忠血统，当思水源木本之义。致于列祖分迁，亲疏夫子派不在此限，后嗣勿替之耳。《敦睦堂~方匡八修宗谱》
　　明蜀王赐正学公像赞：
　　绿鬓红颜，金精玉粹。聘束帛于山林，膺纶言于殿陛。身游乎蓬岛方壸之间，道溯乎伊洛洙泗之澨。潜溪之后学，名闻九重；元英之云孙，华间奕世。是所谓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孝孺之子 彦八公
　　正一评事，诰赠礼部主事。生于明洪武甲戌年正月二十日午时。原配饶氏，诰封夫人，生于洪武乙亥年二月初三日寅时。生子三：省一。省二。省三。继娶魏氏，诰封夫人。公卒于明宣德丙午年七月初六日辰时。妣卒于洪熙乙巳年十二月十三日未时。公妣合葬兴国州南门外龟形有碑。

诛灭十族
　　方孝孺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方中宪、方中愈上吊死了，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家人之后，他的亲戚朋友也都遭了殃。每抓到一个，都带到方孝孺的面前，让他看看，再行千刀万剐，一共杀了七天，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镇定自若，不为所动，还忙里偷闲，做了一首绝命诗，古色古香——“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平心而论，诗做得很一般。当弟弟方孝友被捆到他的面前时，他罕见地留下了眼泪。方孝友也做了一首七绝告别哥哥：“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看来这弟兄俩还真是一样的驴脾气。八百多人杀完了，轮到方孝孺了，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二十四个半才断气。他的学生也是高干子弟，德庆侯、廖永忠的两个孙子廖镛、廖铭，偷偷捡拾他的骨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随后这两个仗义的学生随即被杀。方孝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被诛十族的人。
　　除去杀的人，此案还入狱、充军、流放一千多人。方孝孺的诗文在永乐年间是禁书，谁敢藏有，杀头。方孝孺死了，被用世界上最残酷但是最露脸的杀人法杀死了。在此之前，八百多姓方的、不姓方的，和方有血缘关系、没血缘关系，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像牲畜一样被杀掉了
　　直到明仁宗即位，喻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到万历十三年三月，也就是方孝孺死后一百八十三年，“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被害人方孝孺被凶手朱棣的后人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