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像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虽死犹生，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但豫让在那时，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唉！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天台生困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翣飏于前，适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床，其音如雷。生惊寤，以为风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闻有飞鸣声，如歌如诉，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扑股面。毛发尽竖，肌肉欲颤；两手交拍，掌湿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为。蹴童子，呼曰：“吾为物所苦，亟起索烛照。”烛至，絺帷尽张。蚊数千，皆集帷旁，见烛乱散，如蚁如蝇，利嘴饫腹，充赤圆红。生骂童子曰：“此非吾血者耶？尔不谨，蹇帷而放之入。且彼异类也，防之苟至，乌能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于端，其烟勃郁，左麾右旋，绕床数匝，逐蚊出门，复于生曰：“可以寝矣，蚊已去矣。”

天台生因为天气热而难受。晚上躺在细葛做的蚊帐里面，童子手里拿着大扇子在前面挥动，舒服极了，于是就睡着了。过了很久，童子也睡着了，丢掉大扇子，靠在床边，鼾声像打雷一般。天台生惊醒过来，以为快要刮风下雨了，抱着自己的膝盖坐在那里。不久，耳旁听到飞动鸣叫的声音，像是唱歌、又像是在倾诉，像是充满哀怨、又像是充满思慕；接着就攻击天台生的手臂，刺入到他的肉里面去，扑向他的大腿，咬啮他的脸面，让天台生毛发都竖了起来，肌肉也几乎要颤动。天台生两手用力合拍，掌心湿湿的、好像是汗水，拿来闻闻，竟是鲜血的腥味啊！天台生吓一大跳，不知该怎么办，就用脚踢了踢童子，呼叫他说：“我被小虫咬得难受，（你）赶紧起来找蜡烛照明。”蜡烛来了，蚊帐全都开了，原来有几千只蚊子聚在蚊帐边。蚊子们看到烛火，四散乱飞，好像一群蚂蚁，好像一堆苍蝇，尖尖的嘴巴、饱饱的肚皮，通体涨大变红。天台生骂童子说：“这不正是啮吮我血的东西吗？都是你不谨慎，把蚊帐拉开而放它们进来！况且这些东西是异类，如果好好预防的话，它们又那能害人呢？”童子拔了些蒿草、捆成一卷，就在草端点起火来，烟随着风回旋，童子拿着蒿草左右挥来挥去，绕床好几圈，把蚊子赶到门外去了。童子回报天台生说：“可以好好睡觉了，蚊子都赶走了。”

生乃拂席将寝，呼天而叹曰：“天胡产此微物而毒人乎？”

天台生于是拂拭席子，正要睡觉，忽然呼喊老天而感叹地说：“老天您为什么要生出这种小东西来伤害人呢？”

童子闻之，哑而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载之间，二气絪緼，赋形受质，人物是分。大之为犀象，怪之为蛟龙，暴之为虎豹，驯之为麋鹿与庸狨，羽毛而为禽为兽，裸身而为人为虫，莫不皆有所养。虽巨细修短之不同，然寓形于其中则一也。自我而观之，则人贵而物贱，自天地而观之，果孰贵而孰贱耶？今人乃自贵其贵，号为长雄。水陆之物，有生之类，莫不高罗而卑网，山贡而海供，蛙黾莫逃其命，鸿雁莫匿其踪，其食乎物者，可谓泰矣，而物独不可食于人耶？兹夕，蚊一举喙，即号天而诉之；使物为人所食者，亦皆呼号告于天，则天之罚人，又当何如耶？且物之食于人，人之食于物，异类也，犹可言也。而蚊且犹畏谨恐惧，白昼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见，乘人之困怠，而后有求焉。今有同类者，啜栗而饮汤，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仪貌，无不同者。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也，而且无恤之者。今子一为蚊所，而寝辄不安；闻同类之相，而若无闻，岂君子先人后身之道耶？”

童子听了，哑然失笑地说：“您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又过分又固执地怨恨老天呢！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产生变化，赋予它形体、授给它本质，使人和物得到了区分。大的动物是犀牛、大象，怪异的动物是蛟龙，凶暴的动物是老虎、花豹，驯服的动物是糜鹿、金丝猴；长羽毛的是飞禽、是走兽，裸体无毛的是人、是虫；无不都有供养。虽然有大小长短的不同，然而寄托形体在这天地之间，都是一样的。如果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的话，则会认为人类高贵而动物低贱；如果从天地的角度来看的话，则果真有哪个高贵、哪个低贱呢？现在我们人类自抬身价，号称是天地间的主宰者；对待水陆间的物体，有生命的种类，没有不在高处设下鸟网、在低处设下鱼网，山中贡献、海里供应，蛙、黾都没法逃命，鸿雁也都没法隐藏踪迹；人类所吃的动物，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而动物难道就不可以吃人吗？今晚蚊子动一下嘴巴，您就对老天哀号而加以控诉。假如那些被人类所吃的动物，它们也都向老天哀号控告的话，那么老天要处罚人类，又该怎么办呢？“况且动物被人类吃，人类被动物吃，这是不同的种类，还可以说得过去。而且蚊子还对人谨慎畏惧，大白天不敢暴露他们的形迹，躲在看不见的地方来观察人，乘人疲惫松懈的时候，然后才有所谋求啊！现在同样是人类，吃着米粟、喝着热汤，这是相同的啊！养活妻女、教育小孩，这是相同的啊！穿戴容貌，也没有不相同的啊！可是人类却在大白天里公然乘着同类有间隙的时候来欺负他，吮吸他们的脂膏和脑髓，让他们饿倒在草野间，让他们在道路上流离失所，呼天抢地的声音连接不断，也没有人怜悯他们。现在您一被蚊子咬啮，就立即睡不安稳，知道同类相残却好像没听见过一样，这难道是君子先别人后自己的道理吗？”

天台生于是投枕于地，叩心太息，披衣出户，坐以终夕。

span style="color：#af9100；">天台生于是将枕头扔到地上，拍打心窝、发出长叹，披上衣服、走出门口，一直坐到天亮。

天台生：作者自称。絺（chī帷）细葛布蚊帐。扇子。

慕：思念。叮咬。饱，足。

勃郁：风吹烟回旋的样子。

麾：通“挥”，挥舞。笑的样子。

尤：指责，归罪，怨恨。

覆载之间：指天地之间。

二气：指阴阳二气。天地间阴阳二气交互作用。“天地絪缊，万物化淳。”言天地间阴阳两气交互作用，万物感之而变化生长。大牛和金丝猴。

罗：捕鸟的网。金线蛙。

泰：极。

陵：同“凌”，侵侮，欺压。吸饮。跌倒，僵仆。流离，离散。#993300；">天台生于是将枕头扔到地上，拍打心窝、发出长叹，披上衣服、走出门口，一直坐到天亮。

　　这篇文章选自《逊志斋集》卷六。文章以天台生被群蚊叮咬，责骂童子为引子，引出童子的一段尖锐的答话。话中指斥了剥削者比蚊子尤为厉害，“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血淋淋的剥削压迫事实，比蚊子叮人更为残酷。更为甚者，他们的“呼天之声相接”，但却“无恤之者”。但作者只是站在传统儒家仁政思想的基础上来说的，不可能认识到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文章绘声绘色，写得颇为生动。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灭诸侯：指秦先后灭韩、魏、楚、赵、燕、齐六国。

封建：指自周以来的分封制。

郡县：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任免。

汉帝：指汉高祖刘邦。起陇亩之中，刘邦出身农民家庭。起兵反秦前，只做过乡村小吏“泗水亭长”。陇，田垄。

建庶孽：指汉高祖即位后大封同姓诸侯王。

七国：指汉高祖所分封的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临淄七个同姓诸侯王。

篡弑之谋：汉景帝在位时，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叛乱。

王莽：西汉末年外戚，逐渐掌权后称帝，于公元九年改国号为新。皇位。东汉光武帝刘秀。

哀、平：西汉末年的哀帝刘欣、平帝刘衎。

晋：指西晋。

唐太宗：李世民。

武氏之杀其子孙：“唐三世之后，女主武氏代有天下。“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指武则天，她十四岁被唐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高宗时立为皇后，参预朝政。中宗即位，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689年（载初元年）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执政数十年间，屡兴大狱，冤杀许多李唐宗室和朝臣。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指唐代以后五代的后梁朱全忠、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等拥有兵权的藩镇。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