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放，男，汉族，1964年5月出生，广东汕尾人，中共党员。1986年7月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学历，理学学士。1997年12月被评为中学地理高级教师。2000年9月—2002年7月在华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课程班学习；2004年参加省级骨干教师培训。1995年被华南师范大学授予“教学工作优秀奖”；2001年被华南师范大学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6年被华南师范大学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多次被评为华南师大附中“年度先进工作者”。历任华南师大附中年级组长、学生处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党委组织委员、工会主席等职务，教育、教学、管理经验丰富。2013年9月评为汕尾市2013年优秀校长。

抗战期间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南京沦陷。赵超构积极参加新闻、文化界救亡运动，著有《战时各国宣传方案》一书，在武汉出版。1938年他在重庆受聘于陈铭德、邓季惺创办的《新民报》，任主笔兼国际新闻编辑。由于周恩来和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参与、支持，报纸深受读者欢迎。1944年春，他作为《新民报》特派员，参加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回重庆后，在《新民报》发表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十余万言，客观公正地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被认为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中国记者写的第一篇反映延安风貌的力作。

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一度获得较大发展，在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设五个分社八张日晚报。赵超构先后任副总主笔、总主笔，兼任上海《新民报》（晚刊）总编辑。1948年12月，受国民党特务机关追 迫，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潜往香港。不久，由香港赴华北解放区。1949年3月抵达北平。5月，随解放大军回上海新民报社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解放后

解放后，历任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六至七届政协委员，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53年加入民盟，先后担任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常委，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常委，中央参议会常委。在新闻界历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顾问，全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会长。

文革初期

文革初期，《新民晚报》被迫停刊，他受到冲击，下放奉贤“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调上海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工作，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重任社长至1992年2月。

文革后

1984年兼任《联合时报》社长，还担任过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辞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等职。

赵构超从事新闻工作近60年，始终笔耕不止，奋斗不已。自30年代初始，以史铎、沙、沙驼、林放等笔名，每日撰写新闻评论，擅长数百字一篇的杂文或时评。见解精辟，观点鲜明，以幽默犀利的文笔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伸张正义，为维护人民利益而大声疾呼。建国以后，他更用自己的笔热情歌颂党和人民事业的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同时也对工作中某些失误，社会上的一些落后现象和不正之风，直言极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虽已年届髦耋，仍以满腔热情宣传改革开放，振兴经济，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时代精神。他的文章经常被中央和各地报刊转载、引述。他于九十年代初出版《世象杂谈》、《末晚谈》（一编，二编）、《林放杂文选》等。1956年至1957年，他提出“短、广、软”的要求进行新闻改革。这时的《新民晚报》，毛泽东同志曾称赞说“别具一格，我喜欢看”。1982年，在“文革”中被迫停刊16年的《新民晚报》复刊，他发表《我们怎样办晚报》的长篇讲话，提出“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的编辑方针与“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宗旨。在报社同仁齐心协力与社会各方大力支持下，《新民晚报》发行量从“文革”前的23万份发展到1992年的150万份。赵超构不是共产党人，但数十年风雨路程，他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诚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早在1944年5月，他随团赴延安采访，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延安一月》中一章《毛泽东先生访问记》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毛泽东的音容笑貌。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单独接见他，从上午9时交谈至晚饭后。1957年，毛绎东同志先后三次接见他：一次是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一次干6月30日在中南海，他怀着“非常惶恐沉重的心情”去，主席勉励他好好工作；第三次是9月“反右”以后，主席在上海一见他，就对旁人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会场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笑声。1958年1月6日深夜，毛主席在杭州接见他，在杭州第二次接见时，主席希望他回家乡参观。当年5、6月间他回家乡温州，采访了两个月，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系列报道《我从故乡来》。毛泽东与他会晤7次，成为知己。他在“文革”中受冲击遭迫害，但始终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赵超构一生甘于淡泊，勤劳俭朴，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不脱书生本色，非份之物一芥不取，对社会上某些人以权谋私搞特殊化的现象，他深恶痛绝。他在虹口区溧阳路一弄堂一幢旧式石库房里居住了40多年。几乎每一位来访者都会惊讶，他怎么就住在这种又破又挤的房里？组织上也多次考虑为他换房，可他就是不愿意。他说他住得并不比一般老百姓差，更主要的，在这里他听得到群众的呼声、要求。作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新民晚报社社长，他可以有一部车，但是，他不去享受这个待遇，挤公共车上班。报社买来“母子”电话机，并且送到家中，他硬是退了回去，说“搞什么特殊！”还是用老式的电话机。大女儿大学毕业在东北呆了30多年，想调回复旦大学。苏步青、谢希德都是他的朋友，可他一次也没有向他们提出。如今，女儿已两鬓斑白，失去了机会。小儿子大学毕业后想留校任教，想请父亲与学校打个招呼。他说：“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不要靠别人。”以至儿子分配外地，夫妻分居20多年。他与同志、朋友相处，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从不疾言厉色。对于历次政治运动中伤害过他的人，都取宽容态度，从不耿耿于怀，揭人之短。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可一点也不含糊。拨乱反正，他第一个率先公开提出一个议题“江东弟子今犹在”。他可动感情了，因为这些“江东子弟”善变，“东风来了左满舵，西风来了右满舵，绝非一股上当受骗的无事者”。他有一套独到的生活哲理。1992年2月12日，赵超构与世长辞，享年83岁。他的人品、文品足以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楷模。生平作品结集《赵超构文集》六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林放，字子丘，春秋时期鲁国人。其籍里在今新泰市放城镇。比干27世孙。孔子弟子。 尝以礼之本问于孔子。孔子告以与其奢也，宁俭。”，以“大哉问”赞之。卒后葬于鲁国都城附近，今曲阜市林家村（104国道西侧）。林放在周敬王时担任鲁国的大夫，拜为太傅。去世后与夫人芋氏一起合葬在今河南开封东岩山一带。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林放被封为“清河伯”。从祀孔圣庙西庑首座，后又祀于乡贤祠。宋真宗时，考林姓族谱，林姓得姓于长林山，遂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追封林放为长山侯。在许多地方的孔庙中，都立有林放的牌位，把他与孔子的其他弟子的牌位放在一起，让他们像孔子一样享受后辈学子的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