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郑樵，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生于北宋崇宁三年三月三十日(1104年4月26日)，卒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七日(1162年4月26日)。郑樵一生不应科举，刻苦力学30年，郑樵立志读遍古今书，他和从兄郑厚到处借书求读，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1152年，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见郑樵，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相待，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下山时，朱熹的书童对此颇有微词，朱熹却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1157年，《通志》初稿完成，其中《通志》的“二十略”涉及诸多知识领域，堪称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梁启超曾高度评价郑樵对史学的贡献：“宋郑樵生左（左丘明）、司（司马迁）千岁之後，奋高掌，迈远跖，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一彗星焉。”

著作

郑樵一生专心著述，据统计达84种，但大部分已佚亡。今存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其《通志》为一部巨著，共 200卷，分传、谱、略3部分。20略共52卷，是全书精华。其中的《校雠略》和《艺文略》是研究中国目录学、校雠学的重要文献。在《校雠略》中，他从理论上阐明了图书采访、类例、著录、注释的观点。在《艺文略》中，他突破前人所用的四分、五分、六分、七分、九分等文献分类方法，创立了12类、100家、432种的分类体系，著录10912部、110972卷图书，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当时的文献存亡情况，超越了前人，取得很大成就。

学术思想

郑樵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会通"、"求是"和"创新"。主张修书要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的经验，反对"空言著书"，认为有许多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他批评许多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陈陈相因，缺乏创见。认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喜游览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读尽所藏。于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术之学，皆有论述。在史学上，推崇司马迁、刘知几。他认为史学应该广博会通，故尊通史而抑断代，称司马迁而贬班固。著述繁富，《通志》200卷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二十略最为学术界所推重。二十略中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是他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总结，而以《校雠略》影响最大，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著作之一。它评述了历代各家目录，总结了自刘向、刘歆以后1000余年目录工作实践，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学术观点。在目录的著录方法和范围上，指出不能“只记其有，不记其无”，应将书、图兼书，通录古今，不应遗漏亡佚之书，以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图书分类理论上提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书藉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在解题和编目上，认为“书应有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即使对应释之书，也不能泛泛而谈，提出了“泛释无义”的原则。要求编次目录要著录全面，一书中如有多种学科，应分别标出名目，编次应分先后，他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类例可以剖析学术源流的思想。他的目录学思想对我国目录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清目录学家章学诚据其精要，著《校雠通义》，把古典目录学研究推向高潮。私人藏书亦丰，对采访购求图书颇有心得，他总结出访求图书有八法：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求，八因代以求。世称“求书八法”。著述达80余种，多已亡佚，今存者除《通志》外，仅有《尔雅注》、《夹漈遗稿》、《诗辨妄》等数种。

夹漈草堂在福建莆田新县巩溪村的夹漈山上，离市区北面约30公里，这里海拔600多米，山深林密，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是我国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著书立说的地方。草堂原为名副其实的草屋。宋乾道五年（1169年），兴化军知军钟离松把草屋改建为瓦房，题额“夹漈草堂”，供后人瞻仰。郑樵，字渔仲。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宋崇宁三年（1104年）生于广业里下溪（今莆田县白沙镇霞溪村）。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郑樵已修书五十种，献给皇帝，被授右迪功郎，但没有接受，回家后，筑草堂于夹漈山，编纂《通志》丛稿。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通志》书成，郑樵到临安献书。适逢高宗赴建康（今南京市），戒严，未得见。第二年春，高宗还临安，诏命郑樵将《通志》缴进，高宗授他枢密院编修官，是时，他已病逝，终年58岁。郑樵一生述著颇丰，多达81种，669卷，又459篇。其中著名的《通志》200卷，就是在夹漈草堂中写成的。如今，草堂附近，尚保存不少与郑樵有关的遗迹，如瞻星台、曝书石、洗砚池等。民国10年（1921年），涵江商人陈志阳和广业群众集资，在草堂后山东边新建一座“胜迹殿”，为石构屋宇，题额曰“草堂胜迹”。1997年，莆田市人民政府又拨款修葺草堂，修建郑樵纪念馆，以崇尚这位终生著书立说的我国著名史学家。

求学时代

郑樵生于北宋徽宗三年（公元1104年），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家庭较好的影响和教育，他的先世原是晋代中原南迁的望族，高祖郑冲、曾祖郑子堂、祖父郑宰（熙宁三年的进士）、父郑国器（政和年间的太学生），都是读书和做过小官的。郑樵是唐五官中郎将郑庄的后裔，当年郑庄曾与兄长郑露和乃弟郑淑入莆倡学，是开发莆田文化的有功之人。郑樵的家乡虽然处在万山之中的莆田广业里山区，但他从小就立下要读尽古今书，要精通《六经》和诸子百家学术的宏伟抱负。当他刚长到16岁时，他的父亲就不幸去世了。自此之后，郑樵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克服家贫无书读的困难，他就和从兄郑厚一起背上包袱，向四方藏书人家求借书读。郑樵在求学时，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且把眼光开放到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他经常深入山间田野，拜农夫为师，从而得到了许多实际学问。他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但要研究书本上的学问，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天地间的各种科学知识，并勇敢地向社会提出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家经典知识一样重要的号召。

修史

年轻时代的郑樵，在刻苦追求学问的同时，还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靖康元年（1126年），当郑樵看到宋朝由于受到北方强敌金兵的侵犯，国家处于空前的危难，他就立即和郑厚一起联名向朝廷当权者上书，陈述自己兄弟俩的抗金志向和报国才能，并自信一旦得到朝廷起用，就能使国家转危为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一直得不到朝廷重视。尽管如此，郑樵的抗金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由于宋高宗畏敌如虎，南宋的半壁江山依然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这时，郑厚在悲观失望的同时，下山参加科举，继之走上了坎坷的仕途。而郑樵则认为如此昏暗不明的仕途，会埋没自己的读书志向，因此他不愿下山应试。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漈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通史》。这时，郑樵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由于当时朝廷不允许私人修史，所以郑樵著《通志》有三个大困难：一是如果得不到朝廷的同意，他就不能私自修史，否则就要受到官方的打击；二是如果没有得到朝廷提供的充足参考史料和充足的纸张笔墨，这部书就很难成功；三是如果没有得到比当年司马迁更为雅博的学问，这部史学巨著就难以写好。为了得到著《通志》所需学问，郑樵再次背起包袱，独自一个前往东南各地求借书读。经过三年的努力，郑樵在三十刚出头的时候，就读遍东南各地藏书。当时有人称颂他说"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当郑樵得到著《通志》所需学问后，就把书房搬到了夹漈山中的芗林寺，开始了他漫长的修史著书生涯。为了求得朝廷的支持，他著出了一部又一部的新书，并把这些新书寄给朝廷礼部。绍兴八年（1138年），郑樵在《上方礼部书》中，明确地向朝廷提出了自己著《通志》的愿望。这时，郑樵的渊博学问和远大抱负得到抗金派宰相赵鼎、张浚等人的重视。然而，也就在这时，由于宋高宗重用投降派首领秦桧为宰相，所以赵鼎等人很快被秦桧排斥出朝廷，并严加迫害。而秦桧自绍兴九年（1139年）当宰相起，一直当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在这长达16年的漫长时间中，秦桧不但不支持郑樵著《通志》，反而接连三次下禁令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违者以"擅修国史"罪论处。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环境中，郑樵所遭受的危险，可想而知。

遭受打击

绍兴十八年（1148年），年已44岁的郑樵遭受一个又一个厄运的打击，先是他的胞弟郑槱不幸早亡，继之他的幼儿郑惕和妻子陈氏相继死去，就在郑樵沉浸在巨大的精神打击时，秦桧又下了一道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的禁令。这道禁令终于激怒了郑樵，于是他在这一年的冬天，毅然背起又著成的140卷新书，徒步走到南宋京都杭州，他要直接把新书献给皇帝，请求皇帝准许他继续著述。然而，由于秦桧的阻挠，所以尽管郑樵在杭州苦苦等待了一年时间，依然见不到皇帝，也得不到朝廷准许他续著的公文。郑樵见自己著《通志》的路已被朝廷当权者堵死，悲愤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为了能把自己平生研究的学问传给后人，郑樵在回归山林之日起，就把书房搬迁到远离人烟的夹漈山主峰侧的高山虚谷中，并在夹漈草堂开始著述一部远避宋朝国史三百年的史学巨著《通志》。他要把自己心中的全部愤懑，倾注于《通志》之中。

《通志》初稿

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郑樵终于在54岁那年，初步写出了这部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就在他为无钱买文房四宝抄正《通志》成书而发愁时，所幸有抗金派官员王纶、贺允中、汪应辰等人举荐，郑樵才得以入京受到宋高宗的召对。在召对时，郑樵见皇帝也欣赏自己的学术，就当场提出要求皇帝允许他归山著述《通志》，以便早日把《通志》献给朝廷。由于高宗不能体会郑樵的一番苦心，硬是把他留在朝廷担任一个管理文书档案的小官。就在这时，由于郑樵的学术批判和科学精神，得罪了朝中的许多学士大夫，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山林穷儒出身的郑樵也在朝中为官，于是当即有御史叶义问出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郑樵，昏庸的宋高宗不分青红皂白，竟批准了叶义问的弹劾，让郑樵以监潭州南岳庙的祠官回夹漈山抄正《通志》。

蒙冤而逝

郑樵对自己无辜受罪是痛恨于心的。但为了《通志》，强忍人间奇辱，依然以一人之力，在高山虚谷中发愤述作。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58岁的郑樵终于完成这部划时代的史学巨著《通志》的著作。这一年的夏天，当郑樵把这部倾注他毕生心血的巨著送到杭州时，宋高宗由于战事无暇顾及接收《通志》上殿，便让郑樵在朝廷担任枢密院编修官。一生不愿在朝廷为官的郑樵，因见这个官职可以使自己得以方便在朝中读到许多至今尚未读到的图书，于是便欣然接受皇帝所封之官，随之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又一头钻进书山学海。然而，使郑樵万万没有想到的悲剧又发生了，由于朝中学士大夫嫉恨郑樵的高明学术，他们害怕《通志》流传于世，于是他们就照搬叶义问诬陷郑樵的卑劣手段，联名上疏弹劾郑樵。这一次高宗没有罢去郑樵的官职，但他很快终止了郑樵到三馆借书读的方便，同时也不愿为郑樵分清是非。郑樵见自己一生清白到头来仍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忍愤不过，当即病倒在床，随之蒙冤而逝，年仅59岁，时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三月初七日。

研究方法

郑樵不应科举，居夹漈山（即东山，在福建莆田西北），30余年刻苦学习，博通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方书。他提倡实学，注重实践，富于科学精神。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研究动植物学的科学方法：①重视动植物的释名和识名。②主张深入实地观察和采访。③主张书本理论与田野实践相结合。④明确图谱对动植物研究的重要作用。⑤重视前人经验，但不盲从。由上可见郑樵研究动植物学的方法已接近于现代研究动植物的科学方法。《通志》为郑樵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郑樵平生著述择要的二十略，其中的《昆虫草木略》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专门论述植物和动物的文献。

据方志史料记载，郑樵一生三次从兴化（今莆田）赴南宋京都临安（今杭州）献书。

首次献书

首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年），他献出所著的一百四十卷书“诏藏秘府”。从16岁结庐茅山中，到出山献书，计三十余年。其间“十年为经旨之学”，著有《书考》、《诗辨妄》、《春秋考》等，其中《诗辨妄》在诗学界的影响很大，连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见识之高明。“三年为礼乐之学”，写出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谥法》、《系声乐府》等。“三年为文字之学”，如《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著述在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五六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如《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等。“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写出了《求书阙记》、《校仇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等在中国图书目录、校仇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二次献书

第二次献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55岁的郑樵应高宗召对。明代周华《福建兴化县志》（《游洋志》）详实记述了高宗与郑樵的一段对话。郑樵上殿向皇帝奏说：“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十二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给陛下。”接着，郑樵陈述了对《史记》和《资治通鉴》的看法，并谈到自己写史是参照前人的史体，同时又有创新的地方。高宗不胜钦佩地说：“朕听到你的大名久了，古学，自成一家，何其相见之晚呢？”郑樵请求回归山林，说：“臣是麋鹿之性，草茅小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体谅。”高宗下旨，授郑樵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文字，后改监潭州南岳庙，让他回家继续把《通志》写完。

再次献书

再次献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郑樵带着200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步行两千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时适“高宗幸建康（今南京）”，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得一道诏书，升他为“枢密院编修”，兼权“检详诸房文字。最使他高兴的是朝廷居然允许他入“秘书省翻阅书籍”。郑樵满以为可以实现渴望已久的夙愿，幻想着要博览秘府宝卷，计划借此机会整理一番古往今来的天下图书，然而遗憾的是官场黑暗，希望成了泡影。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就在高宗诏旨下达的当天，郑樵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时年59岁。“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郑樵一生读书、著述和讲学。他的学识广博，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这评价并非过誉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他的著作宏富，累计达八、九十种之多，尽管大部分湮没无存，完整留传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仅凭此一部纪传体的史学巨著，就足于确立郑樵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当代史学家吕振羽曾赋诗称赞郑樵与《通志》：“史通莆郑著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

相关图片(10张)《尔雅注》三卷。存。按：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载：“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諆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於说《尔雅》家为善本。”郑樵自序有云：“樵酷爱其书，得其法度，今之所注，只得据《尔雅》意旨所在，因采经以为证，不可叛也。”此书有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侯官郑氏己亥刊巾箱本，嘉庆间黔中刊本，郑垣刊大字本及《四库全书》抄本。《诗传》二十卷。《诗辨妄》六卷。存。按：本书所谓辨妄者专辨毛诗三妄。据《朱子语类》卷八十有云：“《诗序》实不可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二遍，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原书已佚，顾颉刚有辑本。《书辨讹》七卷。按：《直斋书录解题》载：“其目纠谬四，阙疑一、复古二。凡七卷。”顾颉刚疑为《诗辨妄》之异名。《诗名物志》。《运祀仪》。按《上宰相书》作《运祀议》。《器服图》。按：《献皇帝书》记列入未成书。《乡饮礼》七卷。按：《宋史艺文志》有载“经·礼类”。《乡饮礼图》三卷。按：《宋史艺文志》有载：“史·仪注类。”《春秋考》十二卷。按：《直斋书录解题》载有：“《春秋传》十二卷、《考》一卷。”《宋史艺文志》载有“十二卷。”《寄方礼部书》载有“二十卷”。《春秋地名谱》十卷。《春秋列国图》或作《春秋地名图》。《名物注释》《象类书》十一卷。按：《文献通考》云郑樵推王安石《字说余绪》，作《象类》之书，“□约而归于六书，象形类六百八，指事类百七，会意类七百四十，转注类三百七十二，谐声类二万一千八百十，假借类五百九十八。”《石鼓文考》三卷。按：《直斋书录解题》有云：“其说以为石鼓出于秦，其文有与秦权合者。”《福建通志》也载：“樵说证据甚确可从。”《石鼓本经》。按：《莆田县志》有记载，吴怀祺疑即为《石鼓文考》。《续汗简分阴之类》。《字始连环》二卷。《书考》六卷。按：《献帝书》载有“经旨类。”《宋志》载有“小学类。”《梵书》三卷；《论梵书》一卷，有的版本为三卷（此或为同一书。据考证，《论梵书》可能即《通志-六书略》中的《论华梵》上中下）。《六书证编》。《音谱释文》。《经纬韵》。《六书谱》。《通志》二百卷。存。按：据《四库全书著作提要》有载：“通史之例，肇于司马迁。故刘知几《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容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樵负其淹博，乃纲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是编。凡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其纪传删录诸史，稍有移掇。”又有载：“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著华，惟在二十略而已。一曰氏族、二曰六书、三曰七音、四曰天文、五曰地理、六曰都邑、七曰礼、八曰谥、九曰器服、十曰乐、十一曰职官、十二曰选举、十三曰刑法、十四曰食货、十五曰艺文、十六曰校雠、十七曰图谱、十八曰金石、十九曰灾祥、二十曰草木昆虫。其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为旧史之所无。”又有盖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评有：“郑樵生千载后，慨然有见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世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有云：“宋郑樵生左（丘明）、司（马迁）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按：《通志》版本较多。有元至治二年（1322）刊本、明刊本、清武英殿刊本、咸丰间崇仁谢氏仿武英殿版本、浙江书局本、《四库全书》抄本及商务印刷馆影印十通本。《通志略》五十二卷，存。按：存世是单行本。有明陈家夔刊本、清乾隆刊本、嘉庆长洲彭氏刊本等。有即《通志》的二十略。《四库全书》作五十卷。《通志叙论》二卷。（或即《通志总序》。二卷，未知其详）。《百川原委图》。《郡县迁草志》。按：《献帝书》入“本成之书。”《寄方书》有郡《县改更》，或即此书。《氏族图》。《姓氏论》。《氏族源》。《氏族志》五十七卷。按：《献帝书》入“未成之书。”《改姓录》。按：以上五类即所谓“谱系类五科书”。《氏族韵》。按：有《氏族源》、《氏族韵》等书。凡七十卷。《集古系时录》十卷。《系地录》十一卷。按：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大抵因集古之旧而详考其时与地而系之，二书相为表里。”《谥法》三卷。按：《直斋书录解题》云：“上卷序篇，中篇谥二篇，下卷后论四篇。”《图书志》一卷。按：《直斋书录解题》：“《志者》，益述其著作之意。”《夹漈书目》一卷。按：宋李俊甫《莆田比事》卷三有载：“郑樵《夹漈书目》五十八部，五百九十余卷。”又按：《直斋书录解题》即“郑樵记其生平所著之书。”《群书会记》三十六卷。按：《直斋书录解题》云：“大抵记世间所有之书，非必其家皆有者。”《校雠备论》。《图谱有无记》二卷。《亡书备载》。按：《献帝书》入未成之书。《书目正讹》《求书阙记》七卷按：《艺海珠尘》称其作于绍兴十七年。《求书外纪》十卷《刊谬正俗跋》八卷。按：《玉海珠尘》入《小学类》。《宋志》入“子·儒家类。”《鹤顶方》二十四卷。《本草外类》一策五卷。《食鉴》四卷《本草成书》五策二十四卷。《采治录》《畏恶录》《分野记》《大象录》按：据《上宰相书》，此书与《分野记》为《天文志》主要内容。《补正王希明步天歌》《慧星议》《天文横图》《十说》二卷。（一作《集说》）。按：《宋志》记载：“子·杂家类。”《集说》按：《县志》载“小说类”。此书或与《十说》为一书。《该典》《种果说核》。（清张琴《县志稿·艺文志·杂家类》著录）。《系声乐府》二十四卷。按：《宋志》有载为《系声乐谱》。《乐府谱序》《诸书序略》或作《诸经略》。《溪西文集》五十卷。（《莆阳比事》卷三即说《溪西文集》十五卷。）《经旨类》（《莆阳比事》卷三有“《经旨类》七种。”）《礼经奥旨》一卷。存。按：《四库全书著作提要》卷二十五有：“旧本题宋郑樵撰。考其文即《六经奥论》之一卷也。《六经奥论》本危邦辅讬之郑樵。此更伪中作伪，摘其一卷，别立旧书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学海类编》中，失考甚矣。”《六经奥论》六卷。存。按：《四库全书著作提要》有载：“旧本题宋郑樵撰。今观其书，议论与《通志略》不合。樵尝上书自述其著作，胪列名目甚悉。而是书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审矣。后昆山徐氏刻《九经解》，仍题樵名。”按：该书有明刊本、通志堂经解本、经苑本、藤花榭本、蔡氏刻本及《四库全书》抄本。《夹漈遗稿》三卷。存。按：据《四库全书著作提要》有：“其集自陈振抄《书录解题》以下亦皆不著录。此本前后无序跋，不知何人所编。上卷古近体诗五十六首。中卷记一篇、论一篇、书二篇。下卷书三篇。其诗不甚修饰，而萧散无俗韵。其文氵晃漾恣肆，多类唐李观、孙樵、刘锐。在宋人为别调。……然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按：版本有《四库全书》抄本、艺海珠抄本、李渊海本氏。《二郑诗集》。郑厚、郑樵同撰。《二郑遗稿》。郑厚、郑樵同撰。存。按：《二郑遗稿》原清张琴所辑。现存莆田市图书馆。《动植志》。按：《献帝书》入“未成之书。”《辨体》。《归正官制》。按：《县志》载“又尝讨论《归正官制》，为书三卷。”《辛巳亲征录》载“请修《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或即此书。《分音》。《类韵》。按：张须合《分音》、《类韵》为一，《分音类韵》。《字书》。按：《献帝书》列入未成之事。《寄方书》未确切说是否成书。《音韵》。按：《寄方书》作《韵书》与《分音》为一。《献帝书》或作《音读》。未入成之书。《音韵释文》。（《莆田县志》有著录）。《纬韵》。（《莆田县志》有著录）。《韵目录》一卷。《集古系时录》十卷。按：《献帝书》谓此书以亡书所得。《上宰相书》谓校雠之集。”《宋志》入《史·目录类》。《集古系地录》十一卷。按：《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与《集古系时录》：“大抵因集古之旧，详考其时与地，二书相为表里。”《图谱志》按：《天文略天文序》有载：“臣旧作《图谱志》，谓天下之大学术十有六皆在图谱。”《通志六书略》。即《通志》的《六书略》单行本。《上殿通志表》。（《县志》中存）。《乐府四怨》。（《县志》卷六）。《跋寿峰丛桂堂记》单篇。存，见《县志》卷七。《邑大夫丘君生祠记》单篇。存，见《县志》卷七。《剑南丛桂录序》《夹漈听泉记》单篇。存。见《竹林溪集》卷二十九。《说字》单篇。存。见《竹林溪集》卷三十。

郑樵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的著述计有95种（单篇计算在内），其中注明篇数、卷数的为50种，548卷，454篇。另外35种未注明卷数，除去一些重复的作品，其著作计有千卷之多。郑樵说自己"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是有据可查的。与此同时，他以一个山林穷儒的身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六个第一：第一个想建设科学；第一个以山林穷儒身份依靠自己成为名垂千古的伟大史学家；第一个提倡知识分子要向劳动人民学习；第一个发出"《诗》、《书》为可信，但不必字字都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号召；第一个强调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家经典一样重要；第一个倡议建立翻译学，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和传播中华文明。郑樵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史学家，但《宋史·儒林传》里关于郑樵的传文，只有寥寥的三百余字，不仅说得过于肤浅，而且还有冤词。《宋元学案》里更少了，连同他的从兄郑厚，只有三十一字。清康熙四十四年修的《莆田县志》和乾隆二年修的《福建省志》里有关郑樵的传文，也仍只有五、六百字。因此，人们要了解郑樵的一生，很不容易。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郑樵在险恶政治环境中，依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山林穷儒成为名垂千古大史学家的悲壮历程，更是无人知道。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郑樵那十分可贵的勇于开拓、追求科学精神，近千年来一直得不到弘扬。然而，纵观郑樵的一生，正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所说，"社会上用很冷酷的面目对待郑樵，但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经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展了，我们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死"！

涵江区新县镇地处山重岭叠的之中，但自古交通方便，旧名湘溪，元皇庆二年(1313)兴化县治迁此，故名新县。宋代，新县诸姓子弟读书成风，中第捷音频传。而值得大书的是史学家郑樵和其从兄郑厚的史迹。郑樵(1104～1162)，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住在湘溪之西的紧挨“广业书院”的左边，出身书香门第。自父亲郑国器病逝，郑樵家道衰落，但郑樵立志修史，备尝艰辛苦读30年，著书千卷，为后来“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史学巨著《通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厚(1100～1160)，字景韦，号溪东先生，住夹漈村溪东自然村。郑厚学问渊博，器局宏远，与郑樵相游学，为砥励学问的良友。著有《存古易》《艺辅折衷-》等书，时人敬仰他学问见解渊源深渺，不为俗学所渍。郑樵故宅遗址，今属白沙镇的广山村（霞溪村）林边组，古代是湘溪境域，面积约700多平方米，断垣残瓦中有古井两口，故址右边为“广业书院”，有古碑中记“广业为渔仲先生故里，里人敬先生，为书院祠之”，书院创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35)。溪东萆堂，位于湘溪之西的新县夹漈村溪东自然村，平屋一间，室内横梁上刻有“郑氏故宅”等字，宅原是郑樵从兄郑厚宅，郑樵童年时从郑厚读书于此。今宅于近年已改为他屋。南峰书堂，是郑樵、郑厚兄弟读书处，后改为南峰寺，在今庄边前埔村南峰山麓，寺后右边有夹漈祠，为纪念郑樵读书的地方。祠中存“宋枢密院编修浃漈郑公神主”和“宋湘乡县知县溪东郑公神主”的木主牌，祠右前一厅堂有郑樵衣冠小塑像。南宋左司郎中郑寅造访过南峰书堂并题诗。南峰寺已重修辟为郑樵纪念馆。芗林寺，“修史堂”，在新县芗林村山上。是郑樵、郑厚青壮年时研读讲学之处，从者二百多人，两郑在此时间最长，所谓“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之学，为方书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的大部分研究著述在这期间。原寺有正殿和左右四间偏房以及二十多间边房，有郑樵坐像，“文革”期间破“四旧”时毁掉，仅存残垣断壁，至今未加修复。“修史堂”是两郑著述处，在寺旁，今已不存。南宋丞相陈俊卿来此凭吊过，并作“咏修史堂诗”。夹漈草堂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坐落于新县夹漈山，悬山顶平屋三间，土木结构瓦顶，中厅有案，挂郑樵像和置郑樵塑像，近年又于堂前两侧建两庑，悬挂历代咏郑樵和草堂的诗文等。郑樵是“为堂三间，覆茅以居焉”，南宋知军钟离松改建为瓦房，并亲题匾。昔日这里是“斯堂本幽泉、怪石、长松、惰竹、榛橡所丛会。与时风夜月，轻烟浮云，飞禽走兽，樵薪往来之地。”南宋参知政事龚茂良、侍郎徐林、侍郎林光朝、文学家刘克庄，都曾慕仰而登访，赋诗凭吊。今“夹漈草堂”后又有1924年因旧草堂圮塌而择址新盖的所谓的“夹漈草堂”，现已辟为郑樵纪念馆。草堂附近有与郑樵有关的曝书石、观星石、书亭寨、洗砚池、手植松、手栽茶等景点。“苏洋陂”在新县社后村前，长约40米，宽约4米，郑樵父郑国器捐修，郑樵续修，附近有小颛祠，中有“重修国器郑先生神位”碑刻。永贵桥在今庄边镇前铺村萍湖溪上，郑樵倡建，今重修。桥东有过来庵，郑樵建。苏洋陂、永贵桥是涵江区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今白沙镇郑樵墓和夹漈祠等郑樵古迹，郑樵墓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郑樵十六岁时，在白沙宝阳村“越王台”下，建立南峰书堂，日夜刻苦攻书。他收留了两个身材窈窕、目光有神的姑娘为徒弟，帮忙照顾日常生活。姐妹俩羡募郑樵知识广博，远道而来拜其为师。希望在料理事务的同时，亲聆教诲，以增长学问。二人精灵麻利，办事手脚勤快，侍候主人无微不至，她们煮出的菜肴清淡可口，深得郑樵的赞赏。一天，郑樵想试试两个弟子的功力，便对她们说：“请到书架上把《礼记》第三十六篇取来我看。”两姑娘应声走到书架前，姐姐熟练地伸手取下一册《礼记》，交给妹妹；妹妹接过，顺手翻到第三十六篇处，恭恭敬敬地递给郑樵。然后侍立两旁等待师父吩咐。郑樵觉得十分奇怪，姑娘手到书来，根本不用查找，竟然准确无误。好像自幼翻到一样。好奇心促使他想再试一下，于是又说：“请再把《列子》的《汤问》篇拿来给我。”姐妹俩又一路风似地走到书架前，取出《列子·汤问》篇，彬彬有礼地放在郑樵面前。真是神啦！郑樵一下站了起来，诚心问道：“请告诉我，这书你们是怎么能够随手找到的？”姐姐说：“不瞒师父，我俩有明珠在身。尽管书架上书很多，我们都历历在目，了如指掌，手到书来，不用翻找”。郑樵好生疑惑，随口问道：“什么明珠，能否拿来，让为师一观？”两姐妹满口答应“可以”，然后东转身子，双手合十，把头一低，明珠就吐在手心里，小巧玲珑，晶莹剔透，红光闪闪，煞是好看。郑樵双手各接一颗，越看越喜欢，心想自己一心著述，需要随时查阅许多资料，颇费时间，若有明珠在身，必能省去不少麻烦。便有心试试效果如何，一骨碌地把两颗明珠相继吞进肚子里。这下子事情可闹火了！姐妹俩见明珠被师父吞下，大惊失色，急得不得了，大哭起来说：“师父，你这是要了我们的命啊！”郑樵见状一怔，忙扶住两位姑娘，赔礼道歉说：“好弟子你们帮了我的大忙，为师决不会忘记你们！”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姐妹两人就地一滚，忽然变成两只龙虾的壳壳。郑樵悟出：她们俩原来是跫溪上的龙虾成精，明珠乃日用精华；如今姐妹俩离他而去了，痛悔不及，只好小心地把两只虾壳捧起，安放在神龛上供奉；其后，每逢春秋三祭，都虔诚祀拜，衷心祝愿她们的在天之灵逍遥自在。再说郑樵吞下了二颗明珠，顿觉心明眼亮，目光格外敏锐，看书能一目十行，且过目成诵，速度快得惊人。那一年夏天，他到延寿村状元徐铎家的藏书楼拜读典籍时，只是建议主人把藏书搬到庭院里曝晒，以防蛀蚀霉烂。仆人把书籍一本本地脊朝下、书页向上，摆列在场地上，让微风翻动、日光照射，郑樵紧跟仆人身后，疾速阅读被翻开的书页。书摆好一册，他也看完一本。如此三天，万卷书全部晒好，他也都阅读完毕。主人觉得奇怪，原以为看完那些书非得三、五个月时间不可，而郑樵却竟然手未碰一本书就全部读完，实在令人钦佩服。又一次，大理学家朱熹千里迢迢来到夹漈草堂，请郑樵给他的《四书集注》提出修改意见。郑樵殷勤地接待了他，命书僮按龙虾姑娘的烹调技术煮出可口的菜肴让朱熹品尝。饭毕，安顿朱熹午睡后，他手捧《四书集注》来到窗前，让风吹翻书页，聚精会神地一页一页阅读着，不时在书页上掐了一下。一部书片刻就看完了。朱熹一觉醒来，见书原封不动地搁在桌上，就问他何时开始批阅。郑樵答道：“已经拜读完毕。”朱熹惊异非常。郑樵又说：“你回去后，看到书页上有指甲痕处，再推敲修改一下，便可以臻于完善了。”朱熹按他说的去做，终使《四书集注》流传千古。对于郑樵的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朱熹佩服得五体投地；可他又哪里晓得，郑樵的明珠双眼，大异于常人哩！

少年向学

郑樵父亲等先辈都是读书和做过小官的，因此郑樵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与文化熏陶。他也曾自述：“幼不学犁锄，慨然有读书志，胸中便以古人自期。每于史册见一传而高风凛凛者，必读之再三，通即掩卷长思，跻仰其为人，扦搏气概以从之游，若骤若驰，及之而后已。”而且，他还下定决心继承家风，把自己培养成为才华出众的人。

宣和元年（1119年），郑樵的父亲郑国器从太学回家后病死于苏州，郑樵冒暑赶往苏州，徒步扶柩而归。自此之后，郑樵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克服家贫无书读的困难，他就和从兄郑厚一起背上包袱，向四方藏书人家求借书读，并立下毕生读书治学的远大抱负。

郑樵在求学时，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且把眼光开放到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他经常深入山间田野，拜农夫为师，从而得到了许多实际学问。还研究天地间的各种科学知识，并勇敢地向社会提出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家经典知识一样重要的号召。

立志著书

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受到金兵侵犯，国家处于空前的危难，郑樵和郑厚联名上书，陈述二人的抗金志向和报国才能，并自信一旦得到朝廷起用，就能使国家转危为安，由于种种原因而未得偿所愿。尽管如此，郑樵的抗金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绍兴元年（1131年），由于宋高宗畏敌如虎，南宋的半壁江山依然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这时，其兄郑厚在悲观失望中下山参加科举，继之走上了坎坷的仕途。而郑樵则认为如此昏暗不明的仕途，会埋没自己的读书志向，因此他不愿下山应试。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漈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大书。

为了得到著《通志》所需学问，郑樵再次背起包袱，独自一个前往东南各地求借书读。经过三年的努力，郑樵读遍东南各地藏书。当时有人称颂他说"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之后，郑樵就把书房搬到了夹漈山中的芗林寺，开始了他漫长的修史著书生涯。为了求得朝廷的支持，他著出了一部又一部的新书，并把这些新书寄给朝廷礼部。

绍兴八年（1138年），郑樵在《上方礼部书》中，明确地向朝廷提出了自己著《通志》的愿望。这时，郑樵的渊博学问和远大抱负得到抗金派宰相赵鼎、张浚等人的重视。但由于宋高宗重用投降派首领秦桧为宰相，赵鼎等人很快被秦桧排斥出朝廷，并被严加迫害。从此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不但不支持郑樵著《通志》，反而接连三次下禁令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违者以"擅修国史"罪论处。

遭受打击

绍兴十八年（1148年），郑樵遭受一个又一个厄运的打击，先是胞弟郑槱不幸早亡，继而幼子郑惕和妻子陈氏相继死去，就在郑樵沉浸在巨大的精神打击时，秦桧又下了一道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的禁令。这道禁令终于激怒了郑樵，于是他在这一年的冬天，毅然背起又著成的140卷新书，徒步走到南宋京都杭州，他要直接把新书献给皇帝，请求皇帝准许他继续著述。然而，由于秦桧的阻挠，尽管郑樵在杭州苦苦等待了一年时间，依然见不到皇帝，也得不到朝廷准许他续著的公文。郑樵见自己著《通志》的路已被朝廷当权者堵死，悲愤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为了能把自己平生研究的学问传给后人，郑樵在回归山林之日起，就把书房搬迁到远离人烟的夹漈山主峰侧的高山虚谷中，并在夹漈草堂开始著述一部远避宋朝国史三百年的史学巨著《通志》。他要把自己心中的全部愤懑，倾注于《通志》之中。

首次献书

绍兴十九年（1149年），他献出所著的一百四十卷书“诏藏秘府”。从16岁结庐茅山中，到出山献书，计三十余年。其间“十年为经旨之学”，著有《书考》、《诗辨妄》、《春秋考》等，其中《诗辨妄》在诗学界的影响很大，连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见识之高明。“三年为礼乐之学”，写出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谥法》、《系声乐府》等。“三年为文字之学”，如《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著述在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五六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如《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等。“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写出了《求书阙记》、《校仇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等在中国图书目录、校雠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1152年，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见郑樵，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相待，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下山时，朱熹的书童对此颇有微词，朱熹却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

二次献书

1157年，郑樵初步写出了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就在他为无钱买文房四宝抄正《通志》成书而发愁时，所幸有抗金派官员王纶、贺允中、汪应辰等人举荐，郑樵才得以入京受到宋高宗的召对。在召对时，郑樵见皇帝也欣赏自己的学术，就当场提出要求皇帝允许他归山著述《通志》，以便早日把《通志》献给朝廷。由于高宗不能体会郑樵的一番苦心，硬是把他留在朝廷担任一个管理文书档案的小官。

就在这时，由于郑樵的学术批判和科学精神，得罪了朝中的许多学士大夫，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山林穷儒出身的郑樵也在朝中为官，于是当即有御史叶义问出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郑樵，昏庸的宋高宗不分青红皂白，竟批准了叶义问的弹劾，让郑樵以监潭州南岳庙的祠官回夹漈山抄正《通志》。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55岁的郑樵应高宗召对。明代周华《福建兴化县志》（《游洋志》）详实记述了高宗与郑樵的一段对话。郑樵上殿向皇帝奏说：“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十二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给陛下。”接着，郑樵陈述了对《史记》和《资治通鉴》的看法，并谈到自己写史是参照前人的史体，同时又有创新的地方。高宗不胜钦佩地说：“朕听到你的大名久了，古学，自成一家，何其相见之晚呢？”郑樵请求回归山林，说：“臣是麋鹿之性，草茅小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体谅。”高宗下旨，授郑樵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文字，后改监潭州南岳庙，让他回家继续把《通志》写完。

三次献书

郑樵第三次献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郑樵带着200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步行两千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时适“高宗幸建康（今南京）”，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得一道诏书，升他为“枢密院编修”，兼权“检详诸房文字。最使他高兴的是朝廷居然允许他入“秘书省翻阅书籍”。郑樵满以为可以实现渴望已久的夙愿，幻想着要博览秘府宝卷，计划借此机会整理一番古往今来的天下图书，然而遗憾的是官场黑暗，希望成了泡影。

次年（1162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就在高宗诏旨下达的当天，郑樵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时年59岁。“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

六个第一

郑樵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六个第一：①第一个想建设科学；②第一个以山林穷儒身份依靠自己成为名垂千古的伟大史学家；③第一个提倡知识分子要向劳动人民学习；④第一个发出“《诗》、《书》为可信，但不必字字都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号召；⑤第一个强调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家经典一样重要；⑥第一个倡议建立翻译学，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和传播中华文明。

目录学

郑樵喜游览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读尽所藏。于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术之学，皆有论述。在史学上，推崇司马迁、刘知几。他认为史学应该广博会通，故尊通史而抑断代，称司马迁而贬班固。著述繁富，《通志》200卷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二十略最为学术界所推重。二十略中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是他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总结，而以《校雠略》影响最大，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著作之一。

它评述了历代各家目录，总结了自刘向、刘歆以后1000余年目录工作实践，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学术观点。在目录的著录方法和范围上，指出不能“只记其有，不记其无”，应将书、图兼书，通录古今，不应遗漏亡佚之书，以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图书分类理论上提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

在解题和编目上，认为“书应有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即使对应释之书，也不能泛泛而谈，提出了“泛释无义”的原则。要求编次目录要著录全面，一书中如有多种学科，应分别标出名目，编次应分先后，他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类例可以剖析学术源流的思想。他的目录学思想对我国目录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清目录学家章学诚据其精要，著《校雠通义》，把古典目录学研究推向高潮。

访书方法

对采访购求图书颇有心得，郑樵总结出访求图书有八法：一是即类以求，二是旁类以求，三是因地以求，四是因家以求，五是求之公，六是求之私，七是因人求，八是因代以求，世称“求书八法”。

动植物学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研究动植物学的科学方法：

①重视动植物的释名和识名；②主张深入实地观察和采访；③主张书本理论与田野实践相结合；④明确图谱对动植物研究的重要作用；⑤重视前人经验，但不盲从。

由上可见郑樵研究动植物学的方法已接近于现代研究动植物的科学方法。《通志》中的《昆虫草木略》是中国古代一篇专门论述植物和动物的重要文献

郑樵十六岁时，在白沙宝阳村“越王台”下，建立南峰书堂，日夜刻苦攻书。他收留了两个身材窈窕、目光有神的姑娘为徒弟，帮忙照顾日常生活。

姐妹俩羡募郑樵知识广博，远道而来拜其为师。希望在料理事务的同时，亲聆教诲，以增长学问。二人精灵麻利，办事手脚勤快，侍候主人无微不至，她们煮出的菜肴清淡可口，深得郑樵的赞赏。

一天，郑樵想试试两个弟子的功力，便对她们说：“请到书架上把《礼记》第三十六篇取来我看。”两姑娘应声走到书架前，姐姐熟练地伸手取下一册《礼记》，交给妹妹；妹妹接过，顺手翻到第三十六篇处，恭恭敬敬地递给郑樵。然后侍立两旁等待师父吩咐。

郑樵觉得十分奇怪，姑娘手到书来，根本不用查找，竟然准确无误。好像自幼翻到一样。好奇心促使他想再试一下，于是又说：“请再把《列子》的《汤问》篇拿来给我。”姐妹俩又一路风似地走到书架前，取出《列子·汤问》篇，彬彬有礼地放在郑樵面前。真是神啦！郑樵一下站了起来，诚心问道：“请告诉我，这书你们是怎么能够随手找到的？”姐姐说：“不瞒师父，我俩有明珠在身。尽管书架上书很多，我们都历历在目，了如指掌，手到书来，不用翻找”。郑樵好生疑惑，随口问道：“什么明珠，能否拿来，让为师一观？”两姐妹满口答应“可以”，然后东转身子，双手合十，把头一低，明珠就吐在手心里，小巧玲珑，晶莹剔透，红光闪闪，煞是好看。郑樵双手各接一颗，越看越喜欢，心想自己一心著述，需要随时查阅许多资料，颇费时间，若有明珠在身，必能省去不少麻烦。便有心试试效果如何，一骨碌地把两颗明珠相继吞进肚子里。

这下子事情可闹火了！姐妹俩见明珠被师父吞下，大惊失色，急得不得了，大哭起来说：“师父，你这是要了我们的命啊！”郑樵见状一怔，忙扶住两位姑娘，赔礼道歉说：“好弟子你们帮了我的大忙，为师决不会忘记你们！”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姐妹两人就地一滚，忽然变成两只龙虾的壳壳。郑樵悟出：她们俩原来是跫溪上的龙虾成精，明珠乃日用精华；如今姐妹俩离他而去了，痛悔不及，只好小心地把两只虾壳捧起，安放在神龛上供奉；其后，每逢春秋三祭，都虔诚祀拜，衷心祝愿她们的在天之灵逍遥自在。

再说郑樵吞下了二颗明珠，顿觉心明眼亮，目光格外敏锐，看书能一目十行，且过目成诵，速度快得惊人。那一年夏天，他到延寿村状元徐铎家的藏书楼拜读典籍时，只是建议主人把藏书搬到庭院里曝晒，以防蛀蚀霉烂。仆人把书籍一本本地脊朝下、书页向上，摆列在场地上，让微风翻动、日光照射，郑樵紧跟仆人身后，疾速阅读被翻开的书页。书摆好一册，他也看完一本。如此三天，万卷书全部晒好，他也都阅读完毕。主人觉得奇怪，原以为看完那些书非得三、五个月时间不可，而郑樵却竟然手未碰一本书就全部读完，实在令人钦佩服。

又一次，大理学家朱熹千里迢迢来到夹漈草堂，请郑樵给他的《四书集注》提出修改意见。郑樵殷勤地接待了他，命书僮按龙虾姑娘的烹调技术煮出可口的菜肴让朱熹品尝。饭毕，安顿朱熹午睡后，他手捧《四书集注》来到窗前，让风吹翻书页，聚精会神地一页一页阅读着，不时在书页上掐了一下。一部书片刻就看完了。朱熹一觉醒来，见书原封不动地搁在桌上，就问他何时开始批阅。郑樵答道：“已经拜读完毕。”朱熹惊异非常。郑樵又说：“你回去后，看到书页上有指甲痕处，再推敲修改一下，便可以臻于完善了。”朱熹按他说的去做，终使《四书集注》流传千古，因此，对于郑樵的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朱熹佩服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