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傅良生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其先自闽徙温州瑞安县帆游乡湗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亲陈彬为塾师。九岁时父母双亡，兄弟姐妹靠祖母抚养成人，家境贫寒。26岁便在温州茶院寺等地教书，教学方法极好，前来学习的人很多，他不拘泥于旧说，常有自己独立见解。叶适曾记述他教书的情况说：“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乾道五年（1169），随薛季宣于江苏常州就读，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但未赴任，继续在家乡教书。淳熙三年（1176），参知政事（副宰相）龚茂良推荐他任太学录。淳熙六年（1179），龚茂良罢政，傅良请求外调，任福州通判，他为官公正不阿，得到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梁克家的信任，编纂《淳熙三山志》。当地有个富户之女犯法，他按法秉公审理，为豪强们所忌恨，他们私下勾结，诬告傅良专权，因而被罢官，主管崇道观（闲职）。他便回家领半俸，继续教书。淳熙十一年（1184），被任命为湖南桂阳军知军（与知府知州同级的地方官），候职期间在仙岩创办书院，直至淳熙十四年（1187）才到职。任期内，在当地推广瑞安一带的先进龙骨水车，施人粪肥、牛耕等农业技术，使农业生产力有较大的提高，农民生活相应得到改善。由于他政绩卓著，升任湖南提举茶盐公事，迁转运判官。任上，他奏减衡、永、道三州的贡银、赋粟，增益常平仓以备歉收之年用以赈济，恢复了被官府没收的两千家异性继嗣户的家产。绍熙元年（1190）改任浙西提刑，第二年回京向朝廷奏事，留京任吏部员外郎，曾上书论内廷岁供额比熙宁间增加十数倍，地方都统司还要以御前军马的名目加收钱粮，百姓困极，要求朝廷切实施行“宽民力”的做法。他的奏疏得到宋光宗的嘉许与采纳，升任秘书少监、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选读。绍熙四年（1193），升任代理中书舍人，负责替皇帝草拟诏书，但他仍旧保持廉明正直，不怕得罪权贵的操守和作风。当时有个叫陈源的太监，在宫中专横跋扈，而皇帝却要升他为内侍押班，傅良二次拒绝书写升迁陈源的任命诏书。江西吉州农民鄢大为被判为“持械强盗”，定为死罪，由他写诏书下达执行，可是他读了犯人的案卷后，知是持扁担盗窃，不是持刀、枪等武器偷盗，认为是错判，请求重新审判，终于使此人免去死罪。绍熙四、五年间，太上皇宋孝宗与宋光宗、李皇后之间矛盾加深。太上皇孝宗病重，光宗皇帝不去省视太上皇。傅良上疏加以劝谏，光宗有所启悟，准备率百官去重华宫向太上皇问安，却当场受皇后李氏的挟制所阻止，引起朝廷百官不满。傅良带头上去拉住光宗，恳求去重华宫，受到李后申斥，傅良当庭痛哭，便愤而上疏辞官回乡。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病故，光宗竟以生病为托词，不执丧仪。当年七月，终于引发权臣赵汝愚等发动宫廷政变，废光宗，立赵扩为宁宗皇帝。陈傅良又被召回再任中书舍人兼侍讲，兼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这年冬，赵汝愚与韩侂胄争权而失势，因政权时赵汝愚曾引朱熹“道学”集团以自助，侂胄得势后就进行报复，打算斥逐朱熹。陈傅良出于公心，对皇帝说：“朱熹是三朝故老、罢官内批下来，满朝大臣都会失色，臣不敢草诏书。”这事使傅良以“依托朱熹”的罪名受到参劾，又被罢官。从此，他一心韬晦、闭门静居，称自己的居室为“止斋”。而韩侂胄进而发动“庆元党禁”，指控朱熹的道学为“伪学”，把陈傅良、叶适、蔡幼学等59人列入“伪学”名单。庆元二年（1196），傅良再受参劾，罢宫观，到嘉泰二年（1202）才得以复官。不久，朝廷再任命傅良为泉州知州，因年老请求辞职，改授集英殿修撰、宝谟阁待制。同年冬，卒于家中，赐谥“文节”。

陈傅良一生著述、教授生徒不辍，从游者数百人。他不但是南宋重要的爱国政治家，又是永嘉事功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名列《宋史·儒林传》。永嘉学派与当时以朱熹为首的道学派（亦称福建学派）、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派（亦称江西学派），形成鼎足而立的全国三大学派。永嘉学派与同时代吕祖谦的金华之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合称浙江学派，亦称“浙学”。这一派学人反对风靡一时的空谈心性的程（颐）、朱（熹）理学，而注重研究经济致用事功之学，提倡学术接触实际，以提高思想水平和政治上办事本领。同时，主张批判“贵义贱利（经济）、重本轻末（商）”的思想，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加强军事训练，打有准备之仗，挽救国家危机，巩固南宋统治，以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所以，这一派学人的思想，对温州以后的学者及社会各界都有较大的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瑞安率先发展市场经济，为名闻中外“温州模式”策源地之一。有人认为这与永嘉事功学派的影响有着较大的关系，这种讲法不无道理。

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初患科举程文之弊，思出其说为文章，自成一家，人争传诵，从者云合，由是其文擅当世。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自是四方受业者愈众。登进士甲科，教授泰州。参知政事龚茂良才之，荐于朝，改太学录，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领帅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义。强御者不得售其私，阴结言官论罢之。后五年，起知桂阳军。光宗立，稍迁提举常平茶盐转运判官。湖湘民无后，以异姓以嗣者，官利其赀，辄没入之。傅良曰：“绝人嗣，非政也。”复之几二千家。转浙西提点刑狱，除吏部员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归，须鬓无黑者，都人聚观嗟叹，号“老陈郎中”。傅良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而于太祖开创本原，尤为潜心。及是，因轮对，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本。熙宁以来，用事者始取太祖约束，一切纷更之。诸路上供岁额，增于祥符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增至十数倍。其它杂敛，则熙宁以常平、宽剩、禁军缺额之类别项封桩，而无额上供起于元丰，经制起于宣和，总制、月桩起于绍兴，皆迄今为额，折帛、和买之类又不与焉。茶引尽归于都茶场，盐钞尽归于榷货务，秋苗斗斛十八九归于纲运，皆不在州、县。州、县无以供，则豪夺于民，于是取之斛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而民困极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盖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宽不宽耳，岂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穷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泽，以为万世无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于养兵，而莫甚于江上之军。都统司谓之御前军马，虽朝廷不得知；总领所谓之大军钱粮，虽版曹不得与。于是，中外之势分，而事权不一，施行不专；虽欲宽民，其道莫由。诚使都统司之兵与向者在制置司时无异，总领所之财与向者在转运司时无异，则内外为一体。内外为一体，则宽民力可得而议矣。”帝从容嘉纳，且劳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见久矣。其以所著书示朕。”退以《周礼说》十三篇上之，迁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绍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 年，兼权中书舍人。初，光宗之妃黄氏有宠，李皇后妒而杀之。光宗既闻之，而复因郊祀大风雨，遂震惧得心疾，自是视章疏不时。于是，傅良奏曰：“一国之势犹身也，壅底则致疾。今日迁延某事，明日阻节某人，即有奸险乘时为利，则内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极至于天变不告，边警不闻，祸且不测矣!”帝悟，会疾亦稍平，过重华宫。而明 年重明节，复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于太学生皆力谏，不听。而方召内侍陈源为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词，且上疏曰：“陛下之不过宫者，特误有所疑而积忧成疾，以至此尔。臣尝即陛下之心反覆论之，窃自谓深切，陛下亦既许之矣。未几中变，以误为实，而开无端之衅；以疑为真，而成不疗之疾。是陛下自贻祸也。”书奏，帝将从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趋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径行。诏改秘阁修撰，仍兼赞读，不受。宁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会诏朱熹与在外宫观，傅良言：“熹难进易退，内批之下，举朝惊愕，臣不敢书行。”熹于是进宝文阁待制，与郡。御史中丞谢深甫论傅良言不顾行，出提举兴国宫。明 年，察官交疏，削秩罢。嘉泰二年复官，起知泉州，辞。授集英殿修撰，进宝谟阁待制。终于家，年六十七。谥文节。傅良著述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行于世。

陈傅良著作有《周礼说》十三卷、《春秋后传》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读书谱》二卷、《建院篇》一卷、《历代兵制》八卷、《止斋文集》五十二卷、《毛诗解诂》以及《论祖》四卷、《奥论》六卷、《永嘉先生八面锋》十三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又把他的《历代兵制》加以整理出版，可见他的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用前韵招蕃叟弟仍和蕃叟癸卯二绝】其一细看物理愁如海，遥想朋从眼欲花。逆水鱼儿冲断岸，贪泥燕子堕危沙。百年乔木参天上，一昔平芜着处佳。行乐不妨随邂逅，我无官守似蚔蛙。其二落花风雨奈愁何，愁亦不应缘落花。尚可流觞追曲水，底须占鵩似长沙。无人晤语鸟乌落，为我食贫楼笋佳。休说关河无限恨，腹非空怒道旁蛙。

陈傅良墓位于塘下镇凤山村凤凰山南坡上。墓始建于开禧年间(1205—1207）叶适铭其墓。但地面上宋代原设置不知何时坍毁，今墓为清咸丰元年（1851）重建，（1986—1988）年间，陈氏后裔集资进行全面维修。墓修建成圈椅形式，神座牌楼建在，墓室后面，青砖砌筑，正面隐出四柱与额枋、斗拱，上盖重檐悬山顶。有墓碑一方，碑文刻“宋集英殿修撰进宝谟阁待制止斋陈公之墓，合族嫡派裔孙立。”后人在仙岩他读书授徒的地方建“陈文节公祠”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