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奂少年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时就随口咏唱“白水满长干，紫阳阁下清风细”的诗句。五岁入学读书，母亲 亲自督教，给他讲历史故事，开发诱导。杨奂聪敏过人，学业出众。八岁出外就学，母亲让杨奂带同学来家，一一过问其志向，将立志学习、有意功名者留下，与杨奂结伴同学，其余的遣去。杨奂在学校和家庭都受到良好的熏陶教育，从小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习习惯。11岁时，母亲程氏不幸病逝，杨奂十分悲痛，每日疏食淡饭，颂《孝经》为课。他潜心读书，将亲用变卖嫁妆换来的数千卷书悉心披阅，学识一天天长进。金泰和元年(1201)春，杨奂赴长安应试，中为优等；泰和五年(1205)秋复赴长安应试中选。举业既成，便以余暇写诗作文，曾撰写扶风“福严碑”，翰林院学士宋飞卿读后大加赞赏，以为有奇才，并写信敦勉：“吾知韩欧之门，世不乏人矣!”金哀宗正大初年(1224)，朝廷想要戒除弊政，革故鼎新，杨奂慨然草写万言策，指斥时弊，辞旨痛切，言人所不敢言，揭露了当权者贪婪荒淫的丑恶嘴脸。他的好友看后，劝告他说：“忠言获罪，此文恐多有冒犯，望君深思1”杨奂也知道当时政治腐败，直道不容，便离京西归，在乡里讲学。后辗转户县郊外终南山下，建紫阳阁，门人弟子百余人，植柳千株，号曰“柳塘”。与门人研习古籍，诗唱歌和，长韵短章，每有所作，传遍长安，闲逸潇洒，已负盛名。金正大八年(1231)，杨奂到了汴梁，他已为前辈士大夫们所赏识，为太学诸生之首，同当时的上层名流赵秉文、李屏山、冯璧等交往密切。他开始著《朝政近鉴》(亦名《天兴近鉴》)，到1234年完稿成书，计30卷，被誉为“胡氏之春秋”。金天兴二年(1233)，金京城汴梁失陷，杨奂微服北渡，流落到了元好问所在的赵天锡门下。元好问与杨奂交谊颇深，很受元好问推崇。杨奂在赵天锡门下，读书致学，吟诗作赋。东平严实喜欢结交寒素之士，久闻杨奂才名，多次相邀，杨奂都拒而不往，他珍视与赵天锡的友谊，不愿朝秦暮楚。蒙古太宗八年(1236)，下诏诸道进士会考，杨奂辞别赵天锡，北上应试。同年八月，杨奂应试东平路，两中赋论第一，以进士及第，是为状元。中书耶律楚材钟爱杨奂的才气和人格，推荐他做了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其职权为：了解收成丰歉、开支耗捐情况，求得财政收支平衡；为地方兴利除弊。执行廉政措施，纠正官吏贪污及刑罚、赋税的错误。对地方上的不良风气，抢劫偷窃，以及物价高低等，都有干预、报奏的责任。河南路辖地颇广，东达海滨，南际江淮，西到潼关陕西，北抵黄河流域。上任前，杨奂对耶律楚材说：“奂是一介书生，本不聪敏，要管理财政，已非所长。况且正值兵荒之后，遗民无几，若操之过急，势必加重百姓负担，引起民怨。但愿能经过长期治理， 使百姓休养生息，逐渐恢复创伤，安居乐业，为朝廷尽绵薄之 力。”耶律楚材很赞赏杨奂的主张。杨奂到任洛阳，便召集蒲阴杨正卿、武功张君美商议治理地方良策，并主张从简办事。他经常在辖区之内，巡视调查。改革弊政，取消对长官额外的所有馈饷，力行廉政。当时官府内有收受贿赂者不仅责其人，而且没收其受贿财物。有人劝告杨奂，遵循旧例，加大税额，以增加财政收入，杨奂斥责说：“压榨百姓，欺瞒朝廷，难道是我做得的么?”他不但没有采纳这种建议，反而削减原额四分之一，既减轻人民负担，又保证国家收入。很快政令通行，公私两便，朝廷赞赏，群众欢迎。杨奂从政15年，清政廉洁，政绩卓著。杨奂虽政务繁忙，但颇喜文墨，常于公务之余著书立说。当他阅读《资治通鉴》中关于汉魏的记述和议论后，大为不平，于是修汉书，驳正其事。蒙古宪宗元年(1251)，杨奂告老还乡，时年66岁，结束了15年的官场生涯。他如释重负，于是出游北京。次年，杨奂东游到山东，先到汶上县，游了王彦章坟及祠，后到兖州，复转至曲阜，拜谒孔庙，孔氏族长率子弟郊迎于孔府西边。他应邀为孔府题名并撰写谒庙七言律诗。在山东，杨奂一尽游兴，他先后游览了郓国夫人庙、先圣文宣王庙、孔林及讲堂、周之鲁陵、齐国公墓、颜子墓、尼山及邹国公墓、峄山、冈山寺、孟母墓等。所游之地，必有所作，曾撰《东游记》《郓国夫人殿记》《告先圣文宣王文》《告先师兖国公文》《告先师邹国公文》等以述观感。同年九月，元世祖召杨奂入阙，并任命他做参议京兆宣抚司事。在任不久，他屡次上书请求还乡，世祖允准后即回到故乡，修筑屋堂，起名“归来堂”，为他养老之所。杨奂还乡，结交文人学士，同游首阳山、华山、乾陵等名胜古迹，谒尹齐庙、金帝庙(西岳庙)等，吟诗作赋，以度残年。杨奂虽处垂墓之年，依然悉心经史。归来堂藏书甚丰，并置有三级圆转书橱一架，他坐在中间写作，若要查阅文献，便转动书橱，探取要用的书，非常方便。在此期间，他还写了不少诗文。蒙古宪宗五年，杨奂患病，自感不支，唤侄子秀民等于病榻前，叮嘱他们“孝悌力田，以廉慎自保”，不要舞文弄墨，以免“玷伤风化”。他神情自若，口授遗诗三章，怡然而逝，享年七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