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灼，又名王联灼、黄灼，广东省鹤山市桃源镇棠都村人，1898年出生。王灼的父亲叫王楚，家中有几十亩田，是个殷实农民。王灼有九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长兄叫王联藻，小弟名王联益。王灼身材魁伟，生性耿直，坚强不屈，但对人和蔼，从不仗势欺人，是个有文化的知书识礼的人，且善于结交朋友。他有胆识，面对强者，敢于仗义执言，好抱打不平。

王灼16岁到广州，常在果栏街梁高成首饰店出入，与亲友联系，办理一些事，随后回到故乡务农。在20岁时王灼再去广州，行前曾对乡亲父老说：“这次出去，不发达就不返故乡了”（《中共鹤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给何锦洲的信》1993年4月23日）。从此，王灼再没有返家乡。青年时期，王灼在广州做学徒工人，后到香港当海员，饱受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凌辱、压迫和剥削。1921年3月，他参加中华海员人业联合总会（简称海员工会），是工会积极分子。他曾对海员说：香港海员劳动条件异常恶劣，劳动时间长，每天要干12至18小时；工资低，受种族歧视，中国籍海员只有白色皮肤海员工资的20%左右。在船面的水手，长年在甲板上挨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严寒霜雪。在轮船舱底做工的，终日站在火炉边，受着高热的煎熬，无降温设备。一些生火海员竟晕死在炉旁。有些“侍仔”的服务员，终日忙个不停，担负打扫、扛物、开饭等事务，稍有不周，被工头辱骂毒打。许多海员没有住房，常躺在货物上或通道旁。中国海员一定要提高工资，改善待遇。1922年1月12日，海员工会向轮船老板提出第三次增加工资要求遭拒绝后，王灼随几万大罢工的香港海员，返广州坚持斗争。他们在越秀山，义务劳动，修筑了一条“海员罢工之路”和一座海员罢工纪念亭。部分海员由香港步行至沙田赴广州时，被香港当局英国军警开枪屠杀，打死6人，打伤数百人。王灼在广州对罢工海员说：英帝国主义制造了“沙田惨案”，杀我同胞。我们要坚持反商斗争。经过海员工会与香港当局谈判，同意提高海员工资15%至30%。3月6日，王灼与罢工海员由广州返香港复工。为反对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五卅”大屠杀，1925年6月19日，王灼随与港罢工工人、广州沙面租界罢工工人共25万人举行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到广州坚持反帝斗争。6月23日，他随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共10万人，在市内东较场举行反帝大会，并举行反帝大游行。队伍到沙基路时，突遭英帝国主义军警在沙面租界开枪扫射，当场打死50多人，打至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王灼目睹帝国主义又一次大屠杀，万分愤慨。他对省港罢工工人说：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杀死我国同胞10多人，打伤数十人，现在又在广州进行更加野蛮的惨杀，我们更要坚持反帝。随后，他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建立的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扛起枪支，到广东沿海港口，执行封锁香港、截留粮食、查缉私货、逮捕走狗、维持秩序等任务，按全总部署，用罢工、封锁、抵制英货三项武器，同英帝国主义、军阀作坚决斗争，成为省港大罢工中的积极分子，后任纠察队小队长、中队长。1926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按照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议案，他也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并表示坚持执行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生前确定的“三民主义”。同年，遵照中共广东（两广）区委指示，王灼到由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国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了毛泽东讲授《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等课程，受到深刻教育与极大鼓舞。结业后，为加强工农联盟，按中共广东区委指派，王灼到北江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在中共北江特别委员会工作，协助中共北江特委书记卓庆坚开展农运，是负责人之一。他在韶关、曲江、英德、乐昌、仁化等地，建立或扩大农会、农军，开展二五减租，反对恶霸苛捐杂税，使农民经济收入增加，政治地位略有提高。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王灼在北江地区转入地下斗争，坚决反对反动派违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王灼又名王丑，后到广州开展工人运动，兼任广州手车工会领导人。10月15日，他到香港，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汇报了北江地区农民运动与广州工人运动概况。会上，他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会后，他返回广州，继续开展工人运动。11月，按中共中央、中共广东省委批示，积极准备发动广州起义。王灼一方面参与发动北江的花县（今广州花都区）佛岗、清远、英德等县农民、农军配合和支持广州起义，另一方面在广州，协助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将“剑仔队”、“工人自救队”、“义勇团”，后统一改编为广州工人赤卫队，以周文雍为总指挥。11月中旬，反动派头子汪精卫派出大批军警，强行封闭省港罢工人宿舍与膳堂。大批省港罢工工人被逐到街头，流离失所，处境极难。王灼对省港罢工工人说：过去，对未找到职业的省港罢工工人，广东及广州政府仍免费给他们食宿。省港罢工工人则支援政府东征、南征、北伐，修筑广州至黄埔公路，扩大黄埔港建设和参加各项建设，现在反动派则镇压省港罢工工人。省港罢工工人无处栖身，只有参加起义，推翻反动政府，才有出路。经过他的发动，一些省港罢工工人准备参加起义。他们强烈抗议反动派强行封闭罢工工人宿舍和饭堂，振臂高呼“誓死不退出罢工工人宿舍”、“誓死反抗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口号。反动军警逮捕20多名省港罢工工人。王灼又进一步鼓励省港罢工工人参加广州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维护劳动群众利益。11月28日，他向省港罢工工人及部分广州工人赤卫队传达省委关于召开工农兵起义的宣言，发动工人武装参加起义。在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领导下，12月11日，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南海、花县、清远、广州郊区农民武装举行广州起义。王灼率领部分广州工人赤卫队、手车工人、过去参加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部分队员参加起义，协助教导团攻占维新路（今起义路）敌公安局，积极支持，拥护并参与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忠心拥护原全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为政府主席，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为代主席，中共广州市委书记黄平为内务委员、外交委员，杨殷为肃反委员，周文雍为劳动委员、海员工会副主席陈郁为司法委员。王灼发动部分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失业工人、手车工人到政府领枪枝，壮大广州工人赤卫队。12月12日，他发动一些省港罢工工人、广州手车工会会员到人民路西瓜园广场（今广州日报社），出席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成立大会有工农商学兵等群众一万多人参加，大会宣布的政府纲领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消灭反革命；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人工资；失业工人给予津贴工资；没收垄断大资本家和地主财产、土地分配给农民；兵士增加兵饷；工业国有化；组织工农红军等。他与到会群众热烈鼓掌拥护。当天下午，张太雷壮烈牺牲，后由杨殷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12月13日，敌第四、第五军等在帝国主义军舰支援下，疯狂攻入广州。起义主力部队撤退至海陆丰等地。王灼与少数广州工人赤卫队未接到撤退通知，在长堤等地同敌人巷战后被打散。他化装成工人转移到香港，按省委指示，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事宜，对部分到了香港的起义者给以生活安排或介绍工作。1928年1月1日，王灼出席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主持召开的省委会议，指出了广州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我方发动群众不够，起义日期提前，撤退通知未到达所有参战部队，由于敌我打巷战，打得难以通知，因而一些广州工人赤卫队整个中小队牺牲。在广州起义中，干部、战士与群众共牺牲5700多人。会议肯定了广州起义的意义，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要恢复广州工作，通过了《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关于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方针》、《职工运动》等决议案。会后，王灼先在香港、后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进行地下工作。2月24日，李立三组成省委常委会。王灼（黄焯）任省委常委。3月中，他被捕，经营救出狱。4月13日，王灼在香港出席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听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的报告，与到会者通过了《党的问题决议案》、《没收、分配土地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见《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并当选为中共六大代表。5月，王灼随李立三、杨殷、周秀珠等赴苏联俄罗斯莫斯科。6月，在六大召开前，王灼出席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召开的政治座谈会，并发言批评党内的机会主义，提出对中国今后斗争的看法。6月18日至7月11日，王灼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六大主席团委员，并任大会建立的政治、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军事、广州暴动问题等五个委员会委员。6月23日，他以广东代表身份，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时作了发言，成为到会代表中少数活跃分子之一。7月10日，王灼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7月19日，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会后，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杨殷等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等地参观学习。同年冬他回到祖国，在上海、广东、香港、广州等地工作。他与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陈郁协助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许潮，恢复广州党组织和工会等革命团体，从事地下斗争。192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灼任中共顺直（顺天府即北京市，直隶即河北省）省委常委。王灼离广州，先到上海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系，同年春，他撰写的《广州暴动的回忆》一文，在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刊《中国工人》第三期发表，介绍了他参加广州起义前后的详细历程及其经验教训。王灼在华北任顺直省委常委，住在省委所在地天津。顺直省委领导的地区很广，含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察、绥、热三省解放后划入河北、内蒙古等省区）、河南省北与陕西。省委内部有些人不承认新省委，一些直隶省党员曾发生组织第二省委、北京部分地区党员成立了“护党请愿团”，已经出现内部纠纷。后经周恩来同志去直接处理后，顺直省委才较为团结、进步。王灼按中共中央政治局指示，到顺直省委后，锐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克服内部纠纷，克服极端民主化，并先后到北京、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市，处理遗留问题，协助中共顺直省委主要领导人，进一步加强与发展了党的工作。后来，他又协助顺直地区工会开展革命活动，改善职工生活。11月，王灼到上海出席第五次全国劳动（工会代表）大会，与代表通过了“中华工人斗争”、“工会组织”、“工厂委员会”、“工农联合会”、“宣传教育”等12个决议案和大会宣言（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284-331页）。王灼又名王佐，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王灼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巡视员（特派员）到中共广东省所在地香港，同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颞荣臻、贺昌联系，并在香港、广州发动和指导开展工人运动。当了解到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与部分轮船海员支部有联系，曾召开过海委与支部联席会议；工代会、联工工作均有发展；工厂委员会、赤色工会亦在一些工厂建立起来等情况后，王灼即向省委建议加强领导与指导，在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人陈郁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后，省委应尽快派同志到省委职委负责开展全省工人运动。（见《中共中央巡视员仲丹给正西信》——关于海委、职运等工作情况，1930年1月22日存广东省档案馆）。随后，王灼在广州从事赤色职工运动中被反动当局逮逋，脱离了共产党组织。1932年，他出狱后，希望尽快与党组织联系，但均找不到广州共产党组织、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党和工会团体的地址。王灼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成为无党派人员，在广州做海员。同年冬，由于叛徒出卖，说他是共产党干部，王灼被反动派逮捕入狱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