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公元1098年～公元1156年），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宋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后迁居衡阳。胡安国弟胡淳子，奉母命抚为己子，居长。少时桀黠难制，安国以读书移其心。尝从祭酒杨时学。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进士。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除秘书省校书郎。历官司门员外郎、起居郎、永州知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兼侍讲、徽猷阁直学士。秦桧当国，乞致仕，归衡州。因讥讪朝政，桧将其安置新州。桧死，复官。与弟胡宏一起倡导理学，继起文定，一代宗师，对湖湘学派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尝著《崇正辩》辟佛：“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之弊也……释氏之弊，岂不甚于此乎？”“不别亲疏，故不辩贤否。”其上高宗皇帝万言书云：“建炎以来，有举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复收人心而图存，则既往之失，不可不追，咎不可不改。”（《斐然集》卷十六）表露其一片爱国之心。著作还有《论语详说》、《读史管见》、《斐然集》等。（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胡寅生于宋哲宗元符元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年五十九岁。（宋史本传作绍兴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此从《三续疑年录》据《福建通志》）安国养为己子。少桀黠难制，闭於空阁。阁中有杂木寅尽刻成人形安国道：“当设法移其心。”乃置书数千卷。年余，寅悉能成诵，不遗一卷。宣和间，中进士甲科。靖康初，（公元1126年）因何桌荐，召除秘书省校书郎。杨时为祭酒，寅从之学。迁起居郎。金人南侵，上书宋高宗，言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不宜遽践大位，遂奉祠归。复召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时议遗使入云中，他上疏寝罢使命。高宗称他词旨剀切，深得献纳论思之体。未几，以徽猷阁直学士。致仕秦桧素恶他，虽巳告老，愤尚不平，坐讥讪朝政，安置新州。桧死，得复官。卒，谥文忠。学者称致堂先生。寅为文，根著理义著有斐然集三十卷。他在谪所，曾作读史管见数十万言及论语详说，均《宋史本传》皆行于世。

纵观胡寅思想，我们可以对胡寅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作一小结：第一，其思想始终以“尊王攘夷”为其宏旨。维护宋王朝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这是胡寅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其终点。无论是修内政，还是平内乱、攘外夷，其根本目的都是想恢复北宋王朝时期大一统的局面，并力图实现其理想中的统治模式。第二，轻民思想。对于下层民众，胡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他也曾上书建议统治者爱民、以民为本，但他仅仅把民众看作是被统治的对象，只要求统治者作到使民不乱即可。“固结百姓将离之心，勿致溃叛，乃爱民之实也”。他还认为民众是是非之端，“凡事皆本于民，无民则无事，无事则无官，而民终不能无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养之事治则足矣”。民众奉养官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对于人民的起义理所当然地应予以镇压。可见胡寅地政治思想指向是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这完全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现实体现，走的是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第三，坚守儒家传统学说。胡寅论事皆以儒家元典为据，其言行皆以礼为守则。湖湘学派务实的思想、原始儒家身体力行的实践思想在其身上明显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胡寅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儒家。但是正因为如此，胡寅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对王安石的变法和其新学都有所排斥，他要求的是用儒家传统的治世之道来拯救南宋王朝衰亡的命运。然而其学说多不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后人这样评价他所著的《读史管见》：“寅作是书，因其父说，弥用严苛。大抵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彦、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于窒碍而难行。”这也可以作为对胡寅整个思想的一个评价，虽然此评有刻意抨击宋明理学之嫌，但也有可借鉴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胡寅的社会政治思想深深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南宋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辽、金等国强悍的攻势相交织而形成的强弱鲜明对比为其背景的，而其思想源头则终归于儒家正统元典。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有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特有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新儒学的兴起是否因单纯的道统延续的使命感使然；近世以来的实学救国思想的渊源何在；儒学的真正意义或其真谛是什么，等等。胡寅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理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我们如何去正确、客观地对待他以及他所反映的历史和由他而引发的思考，这是应该继续深入探讨的。

纵观胡寅思想，我们可以对胡寅的社会行政思想的主要特点作一小结：

第一，其思想始终以“尊王攘夷”为其宏旨。维护宋王朝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这是胡寅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其终点。无论是修内政，还是平内乱、攘外夷，其根本目的都是想恢复北宋王朝时期大一统的局面，并力图实现其理想中的统治模式。
第二，轻民思想。对于下层民众，胡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他也曾上书建议统治者爱民、以民为本，但他仅仅把民众看作是被统治的对象，只要求统治者作到使民不乱即可。“固结百姓将离之心，勿致溃叛，乃爱民之实也”。他还认为民众是是非之端，“凡事皆本于民，无民则无事，无事则无官，而民终不能无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养之事治则足矣”。民众奉养官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对于人民的起义理所当然地应予以镇压。可见胡寅地行政思想指向是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这完全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现实体现，走的是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

第三，坚守儒家传统学说。胡寅论事皆以儒家元典为据，其言行皆以礼为守则。湖湘学派务实的思想、原始儒家身体力行的实践思想在其身上明显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胡寅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儒家。但是正因为如此，胡寅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对王安石的变法和其新学都有所排斥，他要求的是用儒家传统的治世之道来拯救南宋王朝衰亡的命运。然而其学说多不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后人这样评价他所著的《读史管见》：“寅作是书，因其父说，弥用严苛。大抵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彦、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于窒碍而难行。”这也可以作为对胡寅整个思想的一个评价，虽然此评有刻意抨击宋明理学之嫌，但也有可借鉴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胡寅的社会行政思想深深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南宋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辽、金等国强悍的攻势相交织而形成的强弱鲜明对比为其背景的，而其思想源头则终归于儒家正统元典。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有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特有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新儒学的兴起是否因单纯的道统延续的使命感使然；近世以来的实学救国思想的渊源何在；儒学的真正意义或其真谛是什么，等等。胡寅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理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我们如何去正确、客观地对待他以及他所反映的历史和由他而引发的思考，这是应该继续深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