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

与朋友们相会，我伤心地发现，我们真的成了当年的过江诸人，以泪洗面，一个个忧心忡忡，可又想不出救国的良策。

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

我就像那绕树飞鸣的乌鹊，找不到个栖息的地方；又如同无能的鸠，没法谋造个安定的巢穴。

江北江南犹断绝，秋风秋雨敢淹留？

江北江南，相望不远，也已音讯断绝；在这秋风秋雨中，我又怎能在吴兴滞留岁月？

低回又作荆州梦，落日孤云始欲愁。

伤心流连，我想找个有力的朋友避乱托身，却只是梦想；抬起头，眼见那天边夕阳西坠，孤云飘浮，禁不住忧愁悱恻。

楚囚：用《左传·成公九年》楚人钟仪被俘事，后世以之代指囚犯或处境窘迫的人。

末策：下策。

营巢：筑巢。

拙鸠：“鸠拙而安。”张华注说鸠即鸠，四川称为拙鸟，不善营巢。逗留。

荆州：在今湖北。这里当用汉末王粲见天下大乱，遂去荆州依托刘表事。

诗首联用《世说新语》中过江诸人的典故，说自己今天再也没想到会和当年过江诸人一样，作楚囚相对，为国家沦丧而伤心，但对挽救国家命运却拿不出什么办法来。诗既表现自己对现状及前景的哀怨愤慨，也因己及人，感叹朝中大臣也都个个束手无策。诗用“真成”、“遂无”加重语气，流露出极大的无奈。

次联由国事的伤感转到自己的处境，在格调上与前保持一致。诗用了两个比喻，一说自己像盘旋绕枝的乌鹊，用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句意，写自己颠沛流离，无处栖托，表示惆怅与不平。一说自己像不会筑巢的鸟儿，用鸠不会营巢的典故，自叹无能，没法为自己谋个安乐窝，对中原沦陷后，由于自己不善逢迎，没人援引，从而生活困难表示不满。两句都用鸟的典故，为诗家忌讳，但曾几因为用得很活，密切自己“寓居吴兴”的感受，所以没有粗疏谫劣之病。

第三联直承首联，写忧国之情。过江诸人对泣新亭，叹神州陆沉，是往事，也是眼前的实事。第一联写了无力挽回国家倾覆的命运，这联直写国家沦亡后的状况。如今江北江南，音讯断绝，成了两个世界，眼前的秋风秋雨，是何等的凄清，自己又怎能长久淹留这里呢？秋风秋雨，既可看作实事，表现自己悲秋的愁闷，也可看作国家的象征，这番萧杀的状况，正同眼前国家面临的局势，怎能不使人忧虑万分、感慨系之呢？这一联格调轻快，在流动婉转中包含沉重的感伤。这样造语，显得情深意长，是曾几诗的特长，也是他最喜欢用的句型，如他在《发宜兴》的第三联也这样写：“观山观水都废食，听风听雨不妨眠。”直接学黄庭坚名句“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次元明韵寄子由》）。由此可见曾几对江西诗派的继承关系。

尾联宕开一层。国事如此，家事如此，自己又漂泊落魄如此，诗人不由得徘徊低迷，心怀郁郁。想要依靠某个有权势的人，如王粲投靠刘表一样，获得暂时的安定，也是梦想，他放眼遥天，只见到夕阳西下，孤云飘浮，不觉油然而生愁意。“落日孤云”在这里是写景，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他感到自己正像黄昏中飘浮的一朵云彩，不知何处是归宿。这样一结语意双关，余情不尽。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意：估计。

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糇粮：干粮，这里糇粮，借指生活必需。

堕网：即犯法。

闵默：亦作悯默，心留有忧说不出来的意思。

前修：先贤。